【摘要】：盗窃罪与侵占罪都属侵犯财产型犯罪的范畴，两者在犯罪的主观方面以及侵犯的客体上基本相同，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盗窃罪和侵占罪如何界定，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两罪在客观方面又有区别。本文依据司法实践并结合法理，就盗窃罪和侵占罪的区分方法提出相关见解，以指导检察工作实践。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金凤明，男，文盲，24岁，辽宁省凌海市安囤乡龙王村人，在甘肃省肃北县大红山锰矿打工。
2007年6月，甘肃省肃北县大红山锰矿从业人员刘小文雇佣金凤明驾驶价值10万元的东风自卸车在矿山上拉矿。2007年7月27日，趁雇主刘小文不在矿山之际，金凤明私自将车开到敦煌市北关旧货市场何某处，以王强的名义谎称自己的车辆年久破损不能继续使用，现准备以废铁价格出售。经商议，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总计l6000元成交。由于金某无任何身份证明及车辆手续，何某先付9000元，等金凤明将手续齐全后再付剩余部分，金凤明拿到9000元后逃离敦煌。
二、办案经过
本案由肃北县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金凤明涉嫌盗窃罪立案侦查，2007年10月31日提请批准逮捕。侦查终结后肃北县公安局认为犯罪嫌疑人金凤明已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涉嫌盗窃罪，故移送肃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本案经肃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定：犯罪嫌疑人金凤明和雇主刘小文是雇佣关系，在犯罪嫌疑人金凤明将车变卖前，一直由金凤明代为保管车辆。因此，金凤明虽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但没有实施秘密窃取的犯罪手段，不具备盗窃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但犯罪嫌疑人将他人的合法财产非法占有，侵犯了他人的合法财产权，且携款潜逃，拒不退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涉嫌侵占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由受害人自行提起诉讼，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应当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基于以上理由，此案经肃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集体研究，认为该案符合侵占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为自诉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范围。因此，肃北县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肃北县公安局，建议由公安部门告知受害人刘小文依法向肃北县人民法院起诉，以追究犯罪嫌疑人金凤明的相关刑事责任。肃北县公安局向受害人刘小文告知诉讼权利后，因刘小文追回丢失车辆，故放弃了诉讼权利，后犯罪嫌疑人金凤明被释放。
三、分歧意见
在对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对犯罪对象的认定以及案件定性都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议的的焦点是雇工金凤明对雇主刘小文东风自卸车是否存在代为保管的法律关系。对于此案的办理过程中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金凤明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对象也是这辆价值10万元的汽车。理由是：一是刘小文虽将东风康明斯自卸车交与金凤明驾驶在矿山转矿，但刘并没有将自卸车交付于金凤明保管，只存在雇佣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代为保管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二是金凤明趁雇主刘小文不在矿山之际，开走刘小文的车，该行为属于以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构成盗窃罪。至于金凤明将车变卖，应属于其对赃物的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金凤明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对象是东风康明斯自卸车。理由是：金凤明系刘小文雇佣的司机，金与刘系雇佣关系，金凤明对雇主刘小文的车有保管的义务，案发时因刘小文不在矿山，对雇主刘小文车辆也有保管、看护的义务。也就是说，车的主人是刘小文，但金凤明对此有保管义务。尽管嫌疑人金凤明利用这一特殊身份，采取秘密手段背着刘小文将车辆以年久破损的理由以废铁出售，但是这种手段只是为了掩盖其侵占行为而已，而金凤明的行为明显有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的性质。至于金凤明将雇主的车开走后变卖，并携款潜逃，属于拒不返还保管的财物，其行为应认定为侵占罪。
四、法理评析
从法理上讲，盗窃罪和侵占罪都属侵犯财产罪的范畴，两者在犯罪的主观方面以及侵犯的客体上基本相同，都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侵占罪的犯罪行为方式可以表现为盗窃等行为。但两罪在客观方面又有区别，应该说从法律规定上讲，两罪是不难区分的。刑法第264条的表述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依法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行为。刑法第270条的表述为：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占为己有，将他人遗忘物或者埋藏物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
但在司法实践中，盗窃罪与侵占罪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要搞清两者之间的界限绝非易事 ,但又不是没有规律可寻，盗窃罪与侵占罪还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区别：首先，两罪在对财物的取得方式上不同。盗窃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采用秘密的手段，将本属他人的财物，据为己有。换言之，盗窃罪在财物的取得方式上是非法的，在主观上和客观方面都有严格意义的秘密性。侵占罪是在财物的取得方式和主观目的方面秘密性没有盗窃罪要求的强。依据法理，侵占罪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占有他人的财物，既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等合法的民事方式取得对财物的占有，或者通过先占的方式对得对财物的占有（遗忘物和埋藏物），只是行为人在占有财物的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导至其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次，两罪的犯罪对象也不完全一致。由于侵占罪与盗窃罪都属于侵犯财产罪，因此，两罪的犯罪对象从总体上而言是一致，但在犯罪对象上也有一定的区别。盗窃罪的侵犯对象是行为人在犯罪前由他人占有的财物；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已经持有的他人财物。这也是盗窃罪与侵占罪的主要区别之一。第三，犯罪故意产生的时间不同。盗窃罪的犯罪故意产生于行为人占有行为之前；而侵占罪的犯罪故意产生于行为人占有行为之后。因此，如果即将构成侵占罪的行为人在权利人要求其归还财物时能够及时归还，则不构成侵占罪。
结合本案，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就犯罪嫌疑人金凤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不存在疑义，本案究竟定盗窃罪，还是侵占罪，只有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仔细分析被告人的主观目的及客观行为后才能正确把握。
（一）运用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分析金凤明行为的犯罪性
在本案中，金凤明有两个行为涉及是否需要刑法评价，一是将雇主的车开出矿区的行为。二是将东风自卸车按废铁变卖的行为。
1、分析金凤明将车开出矿区的行为。金凤明主观上是否具有将该车占为己有的故意？回答是肯定的。金凤明趁车主不在的情况下将车开离矿区，以便窃取雇主车辆后能够顺利逃走。可见，金凤明具有将车占为己有的故意，金凤明的行为自然可能构成需要非法占有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诸如盗窃罪、侵占罪等。
2、分析金凤明将车辆以废铁变卖的行为。车辆的所有权属于雇主刘小文，金凤明在没有在刘小文许可的情况下无权将刘的财物占为己有。对这辆东风自卸车而言，金凤明非法占为己有的故意明确，对将车辆以废铁变卖的行为只是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行为的延续，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金凤明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二）运用财物控制关系剖析案件的定性
从运用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分析金凤明行为的犯罪性，我们仍然无法确定金凤明到底是犯盗窃罪还是侵占罪。在盗窃、诈骗、侵占等非法占有型财产犯罪中，人对财物的控制问题往往成为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犯罪既未遂形态的关键因素。认定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应当把握两个要素：一是要看客观上人对财物有无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力；二是要看人的主观上是否形成控制、支配财物的意识。
本案中，涉及的物为东风自卸车，涉及的人有两个，即雇主刘小文和雇员金凤明。厘清他们的关系是对该案正确处理的前提。
1、关于车的保管关系。本案对金凤明行为定性的分歧焦点在于行为人所持之物是否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而基于此协议形成的保管关系究竟有无成立，直接关系到金凤明的行为应当怎样定性。判定此协议的效力和该协议是否成立、生效，这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但是在这一个刑事案件中，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才能明了案件的定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九章对保管合同的规定，保管合同是不要式的合同，即不规定特别形式的合同。从双方雇佣合同内容来看，雇工金凤明履行自己的义务首先要占有或持有东风自卸车，其次为保证义务的履行，金凤明必须要对车辆实施必要的保管措施，确保车辆的安全使用。所以，本案中雇工金凤明对雇主刘小文东风自卸车的代为保管义务是一种雇佣合同上的附随义务，金同明对车具有代为保管之责，拥有车辆合法的占有权。从本案看，金凤明在获得合法占有代为保管车辆的情况下，擅自非法处理，变相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而其携款潜逃的行为我们可以视为具有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因此，金凤明的行为符合侵占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涉嫌侵占罪。
2、关于车的控制关系。刘小文系车主，对车当然有控制、支配权；金凤明系刘小文雇佣的司机，直接驾驶该车，该车在金凤明的实际控制之中。也就说，汽车的控制主体有两个：雇主刘小平和雇佣的司机金凤明。那么，他们两个控制主体的关系如何？对此，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雇主刘小文在矿区，作为车主，其对车的控制、支配力当然大于司机金凤明。雇佣司机金凤明对车的控制处于从属地位,他只能按照雇主的授意驾驶车辆,没有独立支配、处分车辆的权利。如果雇主刘小文不在矿区，汽车事实上处于司机金凤明的控制之下,雇主对汽车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力。本案案发时，雇主刘小文不在矿区，司机金凤明是该车的实际控制者，而金凤明具有非法将该车占为己有的故意，其擅自开出车辆并变卖的行为，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只可能构成侵占罪。
通过以上评析，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犯罪嫌疑人金凤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雇主的车辆非法变卖的行为，构成侵占罪。
　　　　　　　　　　　　　当前建筑领域包工头行贿现象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前各行各业的基础建设投资规模也正突飞猛进地增长，建筑行业成为拉动经济指数上长的"热点"行业。然而，伴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经济犯罪的数量也在明显地增长。从2003年以来五华县人民检察院查处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来看，因建筑工程而引发的职务犯罪案件就有19件19人，约占商业贿赂案件总数的44％，分析这些人的犯罪轨迹，绝大部分是收受了包工头的财物而利用职务之便为包工头大开绿灯，最终走上犯罪的。因此，要打击此类犯罪，我们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受贿人上，也应该把行贿人作为关注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当前建筑领域包工头行贿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建筑领域内的经济犯罪非常必要。
　　一、当前建筑领域包工头行贿特点
　　1、行贿目的性、贪利性明确。很多包工头在建筑工程发包过程中通过行贿的方式得到了工程；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为了使工程款及时到位，又采取经常性的行贿方式获取工程款；在工程决算过程中为了加大工程预算款，也采取行贿的办法争取更多的不当利益，甚至一些包工头为了蒙混过关，买通建设单位负责工程质量的监督人员，有意降低工程质量，可以说包工头行贿行为贯穿在整个工程中，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工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2、行贿手段隐蔽，形式多样。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包工头不断变换手法，有的“一对一”秘密交易，有的采取“夫办事妻收贿”的形式，有的借逢年过节，领导干部婚丧嫁娶、子女上学之机，送超出正常额度的礼金，甚至有的以 “赞助”、“付回扣”、“请客吃饭”，“搓麻将”等“合法”、“正当”的名义行贿赂之实。　
　　3、行贿数额越来越大。从五华检察院查处的受贿案件来看，建筑领域行贿涉及的金额数额越来越大，少则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逐年呈上升趋势。如去年查处某镇中学校长汤某一案，其在任职期间，收受承建该校基建工程项目的包工头等人送的贿赂就达26.8万多元。
　　4、行贿行为长效化。大多数包工头已经不再是为一时、一事之利而行贿，而是谋求与一些领导干部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通过细水长流的人情往来，将这些领导干部牢牢地控制住，为以后办事打基础，可谓该出手时就出手。
　　5、行贿环节多，常引发窝案、串案。在建筑工程中，一项基建项目从批准立项、动工到竣工，工期环节多，牵涉面很广，包工头为承建工程，需打通各个关节，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差资质不高的包工头，为了层层闯关，往往多头送礼，多环节行贿。因此检察机关在查处建筑工程贿赂案件时，常常一挖一串，一抓一帮。
　　二、当前建筑行业包工头行贿多发的原因
　　1、法制观念淡薄，是产生包工头行贿的根源。很多包工头的文化程度不高，做为社会上的大老板往往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他们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把追逐私利看成是满足某种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手段。甚至有些包工头认为送钱给一些单位负责人是一种“行规”，你承包了工程，就必须给予这些单位负责人一些好处。
　　2、建筑工程的高额利润，是驱使包工头铤而走险的动力。由于建筑业投入资金巨大，有着广阔的利润空间，大量的工程队一哄而起，在建筑行业形成了“卖方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因此，在高额的回报面前，一些包工头为了承接工程，不惜铤而走险大肆进行行贿，专用“糖弹”攻击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意志薄弱者。
3、权力过分集中及运行中的蜕变，为包工头行贿创造了条件。由于现行管理体制的弊端，使一个单位的权力都集中于一把手的身上，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使“一把手”手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时常个别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影响，干预建筑市场，他们通过打电话、批条子，帮助包工头承揽工程，因此一些包工头为了获取工程，只要将钱集中用在一把手身上，而没必要另谋其它途径。
　　4、相关部门监督无力，为包工头行贿提供了便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筑工程必须公开招标，相关部门进行监督。而实际上有些负责招标的有关人员与包工头相互勾结，违反招标规定，有意泄露标的数额，进行暗箱操作。同时有些包工头利用金钱贿赂负责招标的人员和建设单位主管领导，达到中标目的，造成招标会未开之前，此项工程已经"名花有主"，招标只是流于形式。
　　5、立法宽松，执法不严，为包工头行贿开辟了空间。一方面，与盗窃、诈骗等一般财产犯罪相比，行贿立法过于宽松，对行贿犯罪分子的处罚体现不出法律的威慑力，另一方面，刑法规定如果行贿人并不是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行贿罪，同时，在执法工作实践中，由于贿赂案件取证难，为取得行贿方提供的证据，往往事前做好工作并讲明不追究行贿的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行贿人，结果一些包工头依然有恃无恐的行贿。
　　三、预防建筑领域包工头行贿的主要对策
　　1、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防治权力蜕变和滥用。当前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自由度”空间大，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是引发出行受贿犯罪重要因素，因此，对领导干部要加强权力的监督，避免由“一把手”随意决策、个人说了算。对此，一方面，要抵制权力过分集中，将易于发生贿赂现象的权力分解成由若干人，若干部门，或若干层次共同掌管与行使，改变那种在人、财、物上“一支笔”，“一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权力行为责任制，规定权力的运行范围，使这些人有章可循，增强权力运行透明度，防止权力的蜕变和滥用，
　　2、规范工程制度建设，铲除发生经济犯罪的可能因素。要切实加强投资工程的建设程序和资金管理，从工程项目的确定、工程方案的编制、工程手续的办理，到工程及设备材料的招标发包，都要规范制度。一是评估制度。对建筑工程造价的评估一定要准确合理，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合理降低工程的利润空间，让包工头觉得如果通过行贿方式中标后得不偿失，减少行贿现象的产生。二是监察制度。建设项目管理者、监理和质监部门工作人员要尽职尽责，防止包工头在工程建设中变更方案或增加投资，在施工过程中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三是财务制度。实行财务公开制度，对工程承发包、大宗材料采购等实行公开招投标，杜绝私下交易，实行阳光下操作，公开监督，提高透明度，从而从制度上铲除发生经济犯罪的可能因素，不给行贿的包工头留下空间和缝隙。
　　3、建立和完善包工头廉政档案及行贿“黑名单”，实行工程项目廉政准入制度。建设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包工头廉政档案，对包工头在工程建设中的廉政情况记录在案，提高在工程建设中没有发生廉政方面问题的包工头的信誉度，并把信誉度作为招标的参考，促使一些包工头不得不考虑行贿的后果。同时检察机关依照查处的年份和行贿人的单位、性质进行分类，形成建筑领域的“行贿人资料库”，将部分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行贿者划入“黑名单”，使工程招标单位可以向所在地建设部门或者检察机关查询投标、中标的包工头的信誉度以及有无行贿记录。甚至在必要时对通过送礼行贿等到不正当手段揽取工程项目的包工头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准参加有关项目的招投标活动，以从源头上净化工程建设市场环境。
　　4、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注意保护包工头合法权益。行贿犯罪是受贿犯罪的根源和起因，受贿犯罪导致国家、集体直接经济利益的损失。因此，在建筑领域检察机关必须要“两手抓”，在严厉查处有关人员利用招投标、原材料采购、工程款发放等环节受贿的同时，也要突出打击那些利用行贿等手段进行不当竞标或者提高工程造价的包工头，坚决清除建筑市场内行贿受贿的犯罪分子。另外，在重力打击的同时，检察机关还应注意保护和维护包工头的合法权益，对于一些拦截工程款，利用职权向包工头索贿的主管人员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对于一些有“自首”和“检举揭发受贿罪”情节的包工头，应当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行贿人在追诉前能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的，应当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
　　5、 对包工头、部门“一把手”及招投标从业人员加大法制宣传和教育力度。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常抓不懈，警钟长鸣，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和其他有效方式，大力开展法制宣传工作，发挥社会化大预防网络，群防群治，形成严密的监督网络，建立起预防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一方面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报道，使一些包工头明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谁犯罪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并且对一些行贿情节较轻的包工头及时进行警示谈话教育，并责成其写一份廉洁承诺书，确保以后不再违法违纪。另一方面结合个案预防、系统预防对一些部门“一把手”及招投标从业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尤其是“一把手”的法制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制意识和德政意识，增强依法办事的自觉性,遏制行贿受贿腐败行为。（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赖兴平　魏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