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危机——法律价值的缺失

金涛


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律之所以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不仅仅是对强力的屈服，也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法律体现了整个社会基本价值评判标准，是因为在法治中法律具有其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 法律因此而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地运行，并扮演着秩序的维护者和正义的守护着的角色。
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法律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不尊重，甚至是蔑视！中国出现了法律信仰危机！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专制集权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因为法律是少数统治者为其利益而制定的统治工具，在那样的社会中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 ，因此对法律的服从是出于一种畏惧而非自愿。并且至少在强力之下，法律的运行相对而言还是较有效率的。但是，现在所出现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人们不仅不相信法律，甚至连对法律最起码的尊重与畏惧都没有了，所有的只是冷漠与蔑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有转形时期社会变革的原因，也有对外开放制度变革的因素，但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的形式价值（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的缺失。作为法的一种形式价值，权威性指的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法律的支配，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普遍性指的是不因人设法，用一般性规则来调控所有人的同类行为；统一性指的是保持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消除矛盾和混乱；完备性指的是实现有法可依，在应由法律加以调整的行为领域消除法律空白和漏洞。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除，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备；经济体制改革迅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下，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所剩无几。

一、法律权威性的缺失
1、 宪法的软弱无力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有至高无尚的神圣地位的。如果把法律体系比作一个王国，那么宪法就是一国之君，其神圣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其权威性不可被否认。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宪法就象是一个被夺了权的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触犯的，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而不能被实施、执行的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基本的法律规则，也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其他法律都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惟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效力最高的宪法却不可以，从1954年宪法至今都是如此。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成了一种摆设，在平常人心中宪法不过是个空架子摆了，而在权力阶层之中它更是一纸空文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宪法之无可诉性也正是源于其形式性和浓厚的政治性。因为其形式性，宪法的实质内容就被忽视了；因为其政治性，宪法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棘手的刺猬没人敢碰，即便有人敢诉，也没人敢受诉，即便有人敢受诉，多数情况下也会被上层否定，且会惹得一身骚。如此宪法的权威性何从谈起？！
2、 立法机关的作用被弱化
我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监督国家生活的运行。立法本是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但是，作为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一年极其之短不说，其代表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也并不高：甚至曾有不识字的劳动妇女连续担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竟以此为骄傲而用为表现我国民主的典型加以大力宣扬。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法制建设队伍的重要生力军的律师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销声匿迹多年。也正因如此，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及其对法律的监督审查作用被大大地削弱了。
3、 法律的非大众化（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
法律的非大众化是造成法律权威性缺失的又一原因。由于法律的非大众化，法律无法在平民阶层中扎根，以至无法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法律文化。法律在百姓中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法律非大众化的原因有二：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
就我国阶段而言，诉讼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正常成本、非正常成本和额外成本
a、 正常成本：诉讼费用、律师费、车马费、误工费
这些成本是普通诉讼中一般所需付出的。
① 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收费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三种。受理费用又分为财产案件受理费和非财产案件受理费。其中有关财产的案件是根据财产的价额或金额按规定比例征收诉讼费用，非财产案件则按件收费。若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或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还要交纳一定的申请费。此之外，在实际财产案件的诉讼中当事人还要负担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时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补助费以有其它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② 律师费：当前，中国的律师收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限定，而是各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定价的。拿浙江杭州某律师事务所为例，一般案件的代理费用是1800元起，劳动争议案件50元／件。
③ 车马费、误工费：这是当事人因处理与案件相关事宜的需要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
b、 非正常成本：这种成本不是法制建全的国渡所存在的，但却是我国不少地区当事人在打官司时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及与案件有关的权力人员的吃拿卡要行为。当事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打官司所需的正当成本。
c、 额外成本：在当前的环境与体制下，诉讼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况较为普遍。同时，错案率居高不下，当事人因上诉、申诉而不得不承担的误工费用、车马费用也相当可观，而由此给当事人所造成的精神压力更是使当事人畏而怯步。
高额的诉讼成本已成为阻怯当事人进入司法救助的高门砍，寻求司法救助不仅没能使当事人得到利益，反而使其产生更大的损失。而当前对案件判决的执行不利更是使当事人雪上加霜。除此之外，我国现阶段各种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使法律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使得寻常百姓很难接近。这都使得法律与普通大众越来越远。
二、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1、 地方保护主义
当前的司法、行政体系，使得司法地方化现象严重。而立法权的下放与违宪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缺位导致因地设法，因地执法，用区别性规则来调控不同人群的同类行为，导致了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2、 身份立法（所有制歧视、国别歧视特别是对内歧视）
由于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都是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标榜人民民主专政，对除公有及集体财产之外的其他性质的财产都毫不掩饰地实行正向歧视。即便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在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今天，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仍然实行对非公有财产实行区别对待，而形成了国内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实际不平等。
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就一直把引进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由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各地方则在中央的基础上推出了更为优厚的待遇。直至今天出现了有些地方的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赔本赚吆喝”。如东部某地，政府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买给外商的价格仅为10-20万／亩，而买给国内开发商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则达100万／亩，从差价中弥补损失。
基于上述两种情况，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因所有制的关系，国家在行业中对外资实行歧视待遇；因发展经济地需要，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内资实行歧视待遇。这种双向歧视则是因人立法、执法的结果，也导致了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3、 法律之外的特权阶层
除上述的不平等外，还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不平等——权力阶层的存在。
虽然法律的规定是平等的。但是法律赋予了社会的一定阶层以一定的权力，但是又没有为这种权力的行使设计一个合理的监管制度。权力和资本一样，也具有聚集效应，只要有寻租的空间，就会最大化地转化为利益。现行制度中的监管漏洞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环境，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现实的特权阶层——权力阶层。
法律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个概念——“法律无用”。
三、法律统一性的缺失
1、 地方立法盛行——立法战国时代
我国的地方立法权是比较大的。由于数字考“官”制度的存在使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共同的利益集团；同时也由于不存在违宪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并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职能也形同虚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立法也进入了战国时代：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或为了本地方利益或为了本集团利益，不惜违背全国性的基本法律争相立法，相互抗衡。这使得到不同的地方办案、打官司都首先得熟悉当地的土“法律”，打官司成了打“管辖权”。法律的统一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2、 新法与旧法的冲突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去，市场经济的体制也尚未健全。我国加入WTO后，法制转型速度虽在加快，但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尚未完全消除，同一个案件，由不同的法官采用不同的法律进行审判，其结果可能就是完全相反的。这不仅使法律缺乏了应有的稳定性，也造成了法律的不统一。
四、法律完备性的缺失
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框架，但是总得说来还是粗细条的。我国的法制尚在发育期，谈不上完备也就更谈不上成熟了。
从总体上来看，未形成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宪法中未能较全面地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子法中也就更谈不上保护了。不仅如此，我国各部门法律、法规、规章甚至有对宪法公然的违背，但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对此进行纠正，现实对经此也无可奈何。
局部而言，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较全面地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少的新兴领域或次新兴领域都没有相应的法律的规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公平。

上文所述都是从法律的形式价值来分析我国现阶段法律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的。总结而言，目前我国法律信仰危机的产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产物的规模是可大可小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并处理这个产物。对于法律信仰危机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并且必要视其为洪水猛兽。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连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威严都荡然无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以岌岌可危了。
法律的形式价值归根到底在于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最终都是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而服务的。由此，我们则有必要并且应首要地确立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并且使其具有可诉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统一全国的法制，建立起以宪法为中心的宪政法律体系，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宪法的实施。同时还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健全部门法律体系，建立一个廉洁廉政的司法、行政体系，降低法律的准入门槛，切切实实地把法律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重树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形象。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37号


《云南省电子政务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4月28日云南省人民政府第4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徐荣凯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六日

云南省电子政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电子政务管理，推进电子政务发展，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电子政务管理及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电子政务，是指各机关应用信息与网络技术，发布信息、办理业务、处理公文等管理和服务活动。

本办法所称各机关，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适用公务员法的各级各类机关及单位。

第四条 电子政务遵循统筹规划、统一标准、资源共享、服务便捷、讲求实效和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信息化领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子政务的重大决策和组织协调工作。

县级以上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子政务的统筹规划、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等综合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信息化主管部门所属的电子政务网络管理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电子政务网络的运行维护、技术服务等技术保障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和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电子政务的管理和相关工作。

第六条 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电子政务总体规划和本省实际，制订全省电子政务发展规划和业务规范，报省信息化领导机构批准后实施。

省级各机关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和全省电子政务发展规划，制定本部门、本系统电子政务发展规划，报省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

州（市）、县（市、区）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全省电子政务发展规划及系统（行业）规划要求，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电子政务发展规划，报上一级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同级信息化领导机构批准实施。

第七条 符合发展规划的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和运行维护等资金应当列入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予以保障。

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和运行维护资金的管理使用，依法进行审计监督。

第八条 电子政务基本建设、应用推广等电子政务项目应当以电子政务发展规划为依据。

电子政务项目的立项应当由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报投资主管部门按照权限审批。其中电子政务基本建设项目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编制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进行项目初步设计。

信息化主管部门的初审意见作为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电子政务项目立项的依据之一。未经信息化主管部门初审的电子政务项目不得立项。

第九条 电子政务项目应当依法进行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并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进行设计、施工和监理。

第十条 全省建立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

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组织建设跨部门、跨地区的电子政务系统。其他电子政务系统由各机关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组织建设。

各机关不得擅自建设独立的电子政务广域网络。

各机关已单独建立的电子政务业务专网，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迁移到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上（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应当确保安全，对涉密信息要采取保密措施。

第十二条 省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建设云南省电子政务门户网站。

各机关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建设本机关的公众网站，并与云南省电子政务门户网站链接。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或者组织专业单位对本级电子政务项目进行效果评估，包括事前评估、事后评估和应用评估。

对各机关申请的电子政务项目进行事前评估，评估意见作为项目初审和审批立项的重要依据。

对批准立项的电子政务项目，在项目完成后进行事后评估，评估意见作为项目验收的重要依据。未进行事后评估或者评估未通过的项目不得验收。

对电子政务项目的运行和应用情况定期进行应用评估，评估意见作为考核电子政务工作和给予经费保障的重要依据。

第十四条 省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系，会同有关部门开发、建设全省公共性、基础性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数据库。

各机关应当建设本机关的信息资源库，由专人负责政务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保密审查、持续更新、建立共享等管理和服务工作。

各机关交换电子政务信息，应当向电子政务网络管理机构提供数据交换接口。

第十五条 各机关应当利用电子政务门户网站和其他信息网络系统，真实、准确、及时地向社会公开下列政务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保护的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除外）：

（一）机构设置、工作职责、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

（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及其进展和完成情况；

（四）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及其执行情况；

（五）财政预决算报告、审计结果报告；

（六）有关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申请书示范文本、法定收费项目及标准和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七）重大项目审批和实施、政府采购、税费征收、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产权交易的情况；

（八）征地拆迁、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

（九）重大疫情、灾情等突发公共事件的预报和发生、处置情况；

（十）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卫生、扶贫救济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

（十一）招考录用公务员及公开选拔任用干部的条件、程序和结果；

（十二）应当公开的其他政务信息。

第十六条 各机关应当逐步为公众免费提供表格下载、在线查询、在线咨询、在线申请、在线办理、在线访谈、网上直播、网上投诉、网上调查等电子化服务。

各机关在提供电子化服务过程中发现有害信息的，应当采取措施，及时处理，不得扩散。

第十七条 各机关应当逐步利用电子政务网络办理业务和进行公文处理。

电子公文的传输、运转、处理和归档，应当符合有关业务规范。

第十八条 鼓励社会力量对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允许加工利用的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增值开发利用。

按照前款规定从事增值开发利用活动的，应当报州（市）以上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省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公安、国家安全、保密、密码管理等主管部门实施电子政务安全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数字认证体系和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数据灾难备份等基础设施。

第二十条　各机关应当按照全省电子政务安全体系的相关要求，利用全省电子政务安全体系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定期备份制度、信息资源分级管理制度、应急处理制度、网络系统运行维护制度以及其他与网络信息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

县级以上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前款所列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电子政务建设应当使用正版软件和经依法认证的信息安全产品。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公务员主管部门制定本级电子政务培训规划，开展电子政务培训工作。

从事电子政务技术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取得相应资格或者经培训合格。

各机关应当加强对本机关工作人员信息网络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建立健全考核制度。

第二十三条 建立健全电子政务绩效考核机制，由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各机关的电子政务工作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价各机关工作和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信息化领导机构或者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重大事故和损失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电子政务发展规划、技术标准或者业务规范的；

（二）擅自建设独立的电子政务广域网络的；

（三）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建设和运行电子政务项目的；

（四）不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交换政务信息的；

（五）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在电子政务网站上公开政务信息的。

第二十五条 实施危害电子政务网络系统安全行为的或者利用电子政务网络系统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信息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电子政务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