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事件”之法学家上书
——法学家在法制发展中的作用

陈朝晖*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中文摘要：
法学家阶层的产生和壮大，是一个社会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的外在表征和必然结果。回顾法学家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历史境遇，除作为上述命题的明证之外，尤能令我辈油然而生“达则兼济天下”之豪情。当代法学家，应当不断突破物欲的羁绊，以其独立精神和理性正义推动法治国进程，同时实现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价值。“上书”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和法制方面都有积极意义，“孙志刚”案件中的法学家上书，为树立法治观念和开拓权利文化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是法学家阶层在当代社会舞台上之经典演绎。
关键词：法学家　上书　法治国　权利文化

The jurisconsults’ Submission Caused by the Case of Zhigang-Sun
——The Actions of Juriscon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w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naissance and growth of jurisconsults’ stratum, is an external token and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flourishing politics and the prosperous economic of a society. Reviewing jurist’s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besides regarding as the clear proof of above-mentioned propositions, we rise of itself the lofty sentiments of“to be success and hold concurrently to help the world”. Contemporary jurists, should break through fetters of material desires constant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ule by law with independent spirit and rational justice, and realize themselves as the self-value of a social stratum at the same time. “ Submission” was significant in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lands. This time,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s, the jurisconsults have played a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a of rule by law and the right culture. It is their classical performance o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age.
Key words: jurisconsult; Submission; rule by law; right culture

如果这是个缤纷的年代，鲜红的血色不知会不会构成不和谐的一抹。一个最最平凡的生命，偶然间注定要成为中国法治化一个里程的表征：因为伴随这个年轻生命陨落的，是饱受争议却实施二十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诞生。
2003年3月17日晚，武汉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广州警方查出。在收容期间，救治站护工指使8名被收治人员对之两度轮番殴打致孙志刚死亡。后来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孙志刚被伤害致死案：18名罪犯被判刑(附职位)》)因为一张暂住证，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愿他的灵魂得以安息，如果天堂不需要暂住证。
个案的凶手，当然难逃法律的追究。而制度本身，却也难脱其咎，甚至可以说是罪魁祸首。如果设身处地的分析，有些凶手甚至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几名毒打孙志刚的被收容人员，都是曾经受过他人痛打的。救治站每个新来者都要挨打，这似乎已成惯例，名曰“过仓规”，据本文作者所了解，这种“规矩”在类似的封闭性环境比如监狱、看守所和军队都是普遍存在的），而制度缺陷是不可原谅的。
基于此种考虑，三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对收容制度提起违宪审查。5月14日，一份题目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第9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为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至今仍在适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
建议人在落款处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
和一般的公民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修改法律的建议不同，这份公民建议书非同寻常之处在于，是公民依照《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有关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创举。可以说，这份薄薄的公民建议书，以民间形式启动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程序，罕有先例。（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专家上书建议审查〈收容遣送办法〉》)
5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中评网和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联合在京召开"收容制度合宪性问题"讨论会。茅于轼，盛洪，贺卫方，马怀德，焦宏昌，萧瀚，何兵等学者分别发表看法。
5月21日，知名学者江平，秦晖，何光沪，沈岿等八位学者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研讨，发表意见。
5月23日，法学家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联合盛洪（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学研究人员)、何海波(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师)四位学者再次上书，提请对收容遣送制度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就是广为传播的所谓“法学家上书”。
　　根据《宪法》第41条确认的公民建议权，他们特请全国人大考虑依照宪法授权，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
　　因为我国宪法第7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他们在建议书中指出，因为此事的重大性，特定调查委员会的组织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孙志刚案和类似事例的连续发生，恐怕已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恃强凌弱的个人。反省现行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纵容行凶的漏洞，也并非不是当务之急。孙志刚案曝光以来，连带着对类似事例的关切，民众对当前的收容遣送制度，产生了不少的质疑……公众希望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
　　在特别调查程序的运作方面，贺卫方等学者指出：调查委员会主要对下列两个重大事项进行调查和研究：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详细过程和结论；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制度改革。其中，听证方式不妨发挥作用。
专家们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改革方案，适时地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以及专家的意见。对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情况，可以在发现疑点时召开听证会，进行必要的询问和质询。调查结束以后，调查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调查结果，并向人民群众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由大学生孙志刚丧命案看收容：为何屡屡酿悲剧》）

目前, 孙志刚案件的一审已经结束，12名案犯已分别被判刑，20名公安系统、卫生系统、民政系统的相关人员也受到相应的惩处。表面看，此案已经告一段落，对于由此引发的对收容遣送制度这一惨绝人寰的恶法之抨击，也唤起了政界的关注，并催化出积极的反应。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提出全新的自愿救助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违宪审查也自然终止。对此，也许已无多着笔墨的必要。然而对于“法学家”上书这一段情节，媒体虽争相报道，然多围绕对收容制度之批判这一主题而展开，并未对事件本身有更多关注。也许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对恶法的口诛笔伐是当务之急；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对相关事件的冷静思考，也有充分的必要。本文即从法学家上书这一事件，探讨法学家在法制发展中的作用这一话题。
中国的古代，没有法学家这一社会阶层。甚至可以说没有出现过一位职业法学家。虽然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时期，法家是其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四大门派”之一，其法律思想为秦国采用为治国方略并为有秦一朝所贯彻始终（实际上秦朝存续期间也极为短暂：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但法家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他们对政治活动的热衷远胜于研究法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甚至对后者漠不关心。他们也是思想者，但他们的法律思想，完全是为政治活动服务的。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法家提出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认为法家的“法治”理论要比亚里士多德学说更为系统，也比五百多年以后以盖尤斯为首的罗马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观更为深入（祁建平．《走向健全的法治》．载《人大研究》2001年第6期）。这是对法家思想的一大误解。实际上，法家的“垂法而治”、“以法治国”（“法治”的本意不是“以法”，一字之差，方向大缪。参见：吴春香、陈朝晖．《论企业管理之法治化》[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60．）中的法，主要指刑和罚，都是强调君主要用刑罚来治国，是一种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法家将君主置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将法作为最高权威。法家的所谓“刑无等级”，针对的是位高爵显的大臣，与自然法学派之“平等”思想截然不同。而法家的“以刑去刑”学说更是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如果说法家还将法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那么随后的两千年中国史上，这个“重要”二字亦可省略了。经历了西汉短暂的“黄老治国”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阶层，秉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信条，将掌握和诠释儒家经典作为对知识的唯一渴求，而法学（当时所谓“律学”或“刑名之学”）是一个没有多大吸引力的领域，更非可以引以为荣的精深雅致的学问，其地位尤在琴棋书画之下。这样的一个社会存在是不可能出现法学家的，更莫论法学家阶层。纵观任何一部中国法律思想史著作，在沈家本、伍廷芳之前，没有出现一位法学家的大名，乃至不得不借助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论述充实这一学科的内容。

在西方，则是另外一种光景：在古代罗马，经历了初始阶段的法藏于官、民不读律之后，法学逐渐成为一门人们普遍感兴趣的学问。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自柯伦康尔斯始，习法之士日渐增多，研法之风日趋浓厚，一个专门以解答法律为荣誉职业的法学家派别随之崛起。耶林指出：“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灭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罗马法的发达，法学家功不可没。皇帝依靠法学家的帮助，制定了大量的私法，关键是，与中国统治者“以德配天”的理念和实践不同，罗马皇帝是依靠法学家为自己的权力找到合法的依据。因此，罗马统治者也给与法学家超乎寻常的恩典和荣耀：在奥古斯都时代（Augustus，公元前31——公元前14年），授予若干法学家公开解答法律的特权，他们的意见一致时，便发生法律效力；纵使互有分歧，皇帝也责令裁判官尊重他们的意见参酌判案。公元426年，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和瓦勒提尼亚努斯三世颁布了《引证法》，重新调整法学家解答法律的特权。规定：五大法学家的著作具有法律效力；各家观点不同时，取决于多数；数同则以伯比尼安的观点为准。这表明法学家在当时受到无比的青睐，罗马法与法学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李进一．《罗马法学家与罗马法》[J]．《暨南学报》．1997（2）80．）他们编写了主要的罗马法，其中包括《钦定法学阶梯》、《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法典》和《查士丁尼新律》。这些著作中世纪时期统称为《国法大全》（又译《民法大全》或《罗马法大全》），可称辉耀古今的法学名作，其对后世法学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认为“法学家……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333．）是以革命家的视角评价法学家的作为，难脱偏颇之嫌。
优帝一世（也译：查士丁尼，作者注）编纂法律的目的，在于复兴罗马法，以挽救奴隶社会的衰落局面。然而他并未如愿以偿。他去世以后，东罗马帝国战乱不已，基督教盛行，罗马法更趋衰落，寺院法的势力压倒了罗马法；加上封建割据，出现了行会制，阻止了法律的统一和施行。所以在优帝以后，罗马法失去了旧时的光彩，（周??．《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一版，第80页．）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的衰落而日趋势微；作为一种法学思想或理念，也因此而沉寂了几个世纪。
然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罗马法是不甘沉寂的。欧洲的法律研究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复兴。十字军东征所代表的，乃是与军事胜利无大关系的经济机会。然而，这种以东方贸易增长为代表的机会，若无法律和制度的体制保障就难以利用。必须有这类体制才可容许共同集资投入大规模海上和陆上事业，保证已筹集必要资本的商人能有受到保护的市场，并为如何将来自东方的货物交换成来自西方的货物作出规定。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提出的这一要求，客观上需要法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充分体现商品经济特色的罗马法“老干发新枝”也就成为大势所趋。
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运动通常从1088年意大利法学家伊尔内留斯创办波隆那大学（也译作波伦亚）法学院起算，该大学成为罗马法复兴的发源地。1136年德意志皇帝罗退尔二世在南意大利战争中发现了《学说汇编》的原稿，而且是查士丁尼本人使用过的抄本。这引起了意大利研究罗马法的兴趣，掀起了“复兴”罗马法的热潮，促使已经发展成熟了的法律改革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欧洲各国大学纷纷开设罗马法课程，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就把他们从大学里辛勤学来的罗马法运用于实践，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法学家等级”。随着法学家等级的形成、壮大，到15、16世纪，一场以法律罗马化为标志的法律统一运动席卷了欧洲大陆。法学家们满怀激情的投身于罗马法的研究、注释和传播，进而投身于法典的编撰，推动了法律的改革和进步。（王卫国．《论法学家的人格》[J]．《民主与法制》．1998（1）34．）西方社会是盛产法学家的社会，这不是吹嘘，而是历史和现实。
步入工业革命时代，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提出更高的要求——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法向近现代工业社会法转轨，即实现法律的现代化。这个科学理性大张的历程，离不开法学家的创造性劳动。法学家乃法律现代化之大脑，没有法学家的参与，法律的科学化理性化运动只能是自发的、低水准的，而法律的现代化这样自觉的、高水平的科学化、理性化的运动则无以萌生。正是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为在理性基础上建立现代法律打下了基石；理性法学、规范法学等法学流派为法律的形式和价值科学化、合理化提供了分析工具和原则；即使在伊斯兰法系，法律学者也被公认为是“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设计师”。（周永坤．《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J]．《法律科学》．1994（4）3-4．）
在现当代，法学家的在社会舞台上依然饰演着重要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法国便将修改民法典的重任委托给著名法学家让•卡邦尼亚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其思路最初来源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教授《改革关贸总协定制度》的研究论文（王贵国．《世界贸易组织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8页．）。

而在中国，则是到了近现代，随着封建统治和礼教日趋势微，加之内忧外患催生的变革之风，方才涌现出沈家本、伍廷芳等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之可谓乱世出英雄者也。他们主持的修律运动在当时达到了比较高的立法水平，但随着清廷的覆灭，他们在立法上取得的成就也自然被历史的洪流吞噬大半。伍廷芳后来追随国父在国民政府任职，但是在那个烽烟四起的战乱年代，仍然难以贯彻他的法制思想。国父孙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堪称中国法治思想的巅峰；一部几被遗忘的《民权初步》，今天看来乃是开创权利文化的经典之作。只是革命家耀眼的光环，多少遮掩了先生作为法学家的成就。先生经过多年执著的追求和艰苦的努力，也终于为实现其治国方略和宪政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国父北上之时，南方国民政府根基已稳，北方的张作霖、冯玉祥亦表拥戴，一个全国统一、人民富足的场景似乎指日可待。只可惜天不假年，我们的民族也不得不承受更多的苦难。
虽然毕生理想付诸东流，但毕竟还能思想，还能著述，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相比之下，更多的法学家甚至连思想的权利都没有。建国以后一句“打倒旧法统”，就消灭了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法学家的学术生命。如今我国的英美法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因为50年的断层是无法弥补的。当年的法学家有几位至今还健在，但他们已经是百岁左右的老人了。他们中有人仍在孤寂与落寞中重拾生命的余辉，然而更多的是麻木的笑看生命的流逝。
即使成长在红旗下的法学家，仍然无奈的在政治的洪流下重复着老一辈法学家的多舛命运。本文作者所识的罗俊明教授，当年北京大学张友渔先生的研究生，将20余年的青春岁月奉献给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1987年才从事法学高等教育；赵子寅教授，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十余年中学语文教师，之后才进入高等学府讲授法学；王友金研究员，北京政法学院首届毕业生，出于对法学的执著和热忱而于1961年远走香港……这是个体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哀！因为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社会形态、组织架构、文化心理仍然是具有很强封建色彩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而言，管理者不希望将自己的权力置于法律的监控和规范之下；从经济运行方面出发，计划经济体制不需要法律的调节和保障。因此在当时的大气候之下，法律存在的空间十分狭小。在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荒唐岁月中，法学家的命运自难免踯躅于强权恶手之下。
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政府


韶关市封山育林实施办法（韶府令第88号）


《韶关市封山育林实施办法》（韶府规审[2011]6号）已经2011年8月11日韶关市人民政府第十二届64次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市长　　艾学峰



二○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韶关市封山育林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培育森林资源，扩大森林面积，增加森林蓄积量，提高森林质量，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东省封山育林条例》等法律法规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封山育林及其在封山育林范围内生活的居民或者从事自然资源开发以及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封山育林，是指对具有天然下种或者萌蘖能力的疏林地、无立木林地、宜林地、灌丛实施封禁，保护植物的自然繁殖生长，并辅以人工促进手段，促使恢复形成森林或者灌草植被；以及对低质、低效有林地、灌木林地进行封育，并辅以人工促进经营改造措施，以提高森林质量的森林培育活动

第四条 封山育林应坚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严格管理、科学封育的原则。

第五条 封山育林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封山育林工作，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封山育林工作。财政、农业、国土、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封山育林管理工作。

第六条 封山育林实施主体按以下规定确定：

（一）国有林场的封山育林由国有林场负责实施；其它国有林地的封山育林由管理单位负责实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或省级森林公园区域内的封山育林工作由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实施。

（二）集体林地的封山育林工作，在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由该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实施。

（三）封山育林区内已经承包的林地和荒山荒地，由经营权使用权人负责经营封护。

（四）群众的自留山、责任山，适宜封山育林的或规划封山育林的，由乡、村组织群众自封或联户封育。

第七条 各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封山育林规划编制封山育林年度计划，并报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封山育林的封育区域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封山育林总体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从适于封山育林的区域中选定。

封山育林区域选定后，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规程，确定封育范围、封育方式、封育年限和封育措施，并向社会公告。

第九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下列林地可以实施封山育林：

（一）每亩有分布较均匀的针叶树幼苗60株或者幼树40株以上，阔叶树幼苗40株或者幼树30株以上的宜林地、疏林地、无立木林地；

（二）每亩有分布较均匀的萌蘖能力强的乔木根株40株以上或者灌木丛50株以上的林地；

（三）人工造林困难的高山、陡坡以及石漠化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地段，经封育可望成林（灌）或者增加林草覆盖度的地块；

（四）未成林造林地、幼林地；

（五）有望培育成乔木林的灌木林地；

（六）郁闭度在0.5以下的低质、低效林地；

（七）重点区域内的有林地。所谓重点区域内的有林地，指的是国家级、省级生态公益林和未列入生态公益林范围的国道、省道、高速公路、铁路两旁和主要江河两岸、城镇周边的第一重山，以及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和其他生态地位重要或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林地；

（八）其他适合封山育林的区域。

第十条　封山育林应当根据封育区域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和封育条件等具体情况，实行全封、半封或者轮封。

边远山区、江河上游、水库集水区、水土流失严重地区、风沙危害特别严重地区，以及恢复植被较困难的封育区，宜实行全封。

有一定目的树种、生长良好、林木覆盖度较大的封育区，可采用半封。

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和燃料等有实际困难的非生态脆弱区的封育区，可采用轮封。

实行全封的，在封育期间，禁止一切育林措施以外的人为活动。

实行半封的，在林木主要生长季节实施封禁，其他季节可有计划地组织砍柴、割草、采集等活动。

实行轮封的，可将封育区域划片分段，轮流实行全封或者半封。

第十一条 封山育林年限的设置。根据立地条件，以及母树、幼苗幼树、萌蘖根株等情况，封山育林可分为以下类型和确定相应的封育年限：

(一)乔木型，封育年限六至八年；

(二)乔灌型，封育年限五至七年；

(三)灌木型，封育年限四至五年；

(四)竹林型，封育年限四至五年；

(五)灌草型，封育年限二至四年。

第十二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国有林场以及其他封山育林实施主体大力进行封山育林宣传教育，在封山育林区域的周边的主要路口、山口等明显地点设立封山育林标牌、界桩和其他封山育林设施，在牲畜活动频繁地段设置围栏。封山育林标牌应标明封山育林的范围、期限、措施、封禁内容等。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协助和监督有封山育林任务的村、组制定行之有效的封山育林乡规民约。

第十三条　各封山育林区必须依据本办法，订立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应包括封育山场名称、封育面积、封育界址、封育方式、封育年限、护林员姓名、职责、奖惩办法等。

第十四条 封山育林区域应当设置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护林员按每3000亩至5000亩一名的标准配置。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或乡（镇）人民政府、封山育林实施主体向社会公开选聘身体好、责任心强的人担任护林员。护林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不低于当地农民人均收入。具体标准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五条 护林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巡逻护林，时时提醒群众按规定实施野外用火，预防山火发生；　

（二）宣传国家有关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三）制止破坏森林资源和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发现情况应及时报告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并协助进行查处；

（四）监护林木生长情况，发现森林火灾、病虫害应及时报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五）承办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有关封山育林的其它任务。

第十六条 在封山育林区域，应根据林木生长情况，采取下列育林措施：

（一）自然繁育能力不足或者幼苗、幼树分布不均的间隙地块，进行补植或者补造；

（二）有萌蘖能力的乔木、灌木，根据需要进行平茬、抹芽或者断根复壮；

（三）对经营价值较高的树种，可重点采取除草松土、除蘖、间苗、抗旱、抚育性修枝等培育措施；

（四）其他适合封育实际的育林措施。

第十七条 封山期内，在封山育林区只能从事造林、抚育、管护、开设防火线、开展病虫害防治等与封山育林有关的工作，不得随意采伐林木。禁止非法违规征占用封山育林区内的林地。

因建设项目需要征用封育区内林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可变更该林地的封山育林规划，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该林地的征地手续。

第十八条 在封山育林区内采伐密度过大或老化的毛竹须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采伐作业设计书的要求进行，应保留竹龄五年以下的毛竹，采伐后立竹不少于150株/亩。

第十九条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在封山育林区域内设置防火设施，做好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的预测、预报，严防封山育林区的火灾和病虫害发生。

第二十条 在封山育林区的封育期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采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二）毁林开垦、采石、采矿、采砂、取土、种果，或者砍柴、采挖药材、挖取树蔸，以及有其他毁林或者不利于森林植被恢复的行为；

（三）采种、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及过度修枝；放牧、割草、砍柴和非抚育性修枝；

（四）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五）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烧荒、烧香、烧纸、野炊及其他易引起火灾的野外用火行为；

（六）擅自移动或者毁坏封山育林标牌、界桩（标）、围栏及其他封山育林设施；

（七）猎捕野生动物；

（八）其他破坏封山育林的活动。

第二十一条 设置封山育林设施所需的费用、采取育林措施所需的投入和护林员工资及福利待遇等封山育林资金，由封山育林区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封山育林资金纳入当地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私分或者变相占用。

第二十二条 在封山育林期间，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封山育林工作进行指导，做好监督和调查，并适时对封山育林的成效进行评价。封育期满达到《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规定的成效标准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公告解除封山育林；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可以适当延长封山育林期限。

第二十三条 封山育林在封区合格条件包括：　
　　（一）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封育条件；

（二）具备了合理齐全的封育规划和作业设计；

（三）设置了明晰的固定标志；

（四）落实了职责明确的管护机构和人员；

（五）制定了技术合理的封育制度和封育措施；

（六）已实施或准备实施封育措施；

（七）建立了封山育林技术档案。

第二十四条 封山育林的成效考核标准

以小班为单位按无林地和疏林地封育（分别封育类型）、有林地和灌木林地封育（分别乔木林与灌木林）进行成效合格评定。

（一） 无林地和疏林地封育

1、乔木型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小班为合格：

1）乔木郁闭度≥0.20；

2）平均有乔木70株/亩以上，且分布均匀。

2、乔灌型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小班为合格：

1）乔木郁闭度≥0.20；

2）灌木覆盖度≥30%；

3）有乔灌木90株（丛）/亩以上，其中乔木所占比例≥30%，且分布均匀。

3、灌木型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小班为合格：

1）灌木覆盖度≥30%；

2）有灌木70株（丛）/亩以上，且分布均匀。

4、灌草型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小班为合格：

1）灌草综合覆盖度≥50%，其中灌木覆盖度≥20%；

2）有灌木60株（丛）/亩以上，且分布均匀。

5、竹林型

有毛竹30株/亩以上或杂竹覆盖度≥40%，且分布均匀。

（二） 有林地封育

有林地封育小班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小班郁闭度≥0.60，林木分布均匀；

2、林下有分布较均匀的幼苗200株（丛）/亩以上或幼树33.3株（丛）/亩以上。

（三） 灌木林地封育

灌木林地封育小班的乔木郁闭度≥0.20，乔灌木总盖度≥60%，且灌木分布均匀。

第二十五条 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涉及封山育林的有关文件、成效调查等相关工作记载分类归档，建立封山育林技术管理档案。

第二十六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所辖林区封山育林的年度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和考核，并将检查验收和考核结果予以通报。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林业工作机构按照《广东省封山育林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