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的通知
农业部 监察部 国务院纠风办
关于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的通知
农经办［2005］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厅（局、委员会、办公室）、监察厅（局）、纠风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监察局、纠风办：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04〕17号，以下简称中办发17号文件）精神，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现对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的重要性
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职责。中办发17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对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县、乡两级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指导部门，要切实组织好对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工作”，“村干部任期届满或离任时必须审计”。开展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是农村基层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促进农民群众选出作风正派、廉洁公正、为农民办实事的村干部,有利于强化村级财务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促进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纠风办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角度，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认真开展和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工作。
二、明确审计对象和重点
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对象是行使村集体及村民委员会财务审批权和参与村级经济活动决策的村委会成员。对当年即将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的村要进行离任审计，对已完成换届选举的村要开展年度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重点主要有：
（一）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主要审计：任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指标是否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成；村级集体资产是否增值和债务是否下降；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和民主理财等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等。
（二）财经法纪执行情况
主要审计：各项收入是否及时、足额入账，有无侵占、挪用、私分集体资金和私设“账外账”或“小金库”等问题；是否存在通过虚增债权的手段来虚增收入以及将收入或非法收入挂在往来账上虚增债务等问题；有无滥用职权侵占、挪用、平调集体资产和长期占用集体资金的问题；是否存在未按民主程序，私下交易变卖土地等问题。
（三）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1.集体资产处置。主要审计：村集体企业改制、“撤村建居”和并村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处置情况，有无非法转让、转卖和侵吞集体资产的行为等。
2.债权、债务管理。主要审计：村里举债是否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按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是否存在以兴办公益事业为由擅自高息借款；是否擅自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抵押，导致新增债务；有无借债进行达标升级活动等情况。
3.土地发包、承包。主要审计：“四荒”等资源型资产的发包是否采取招标、拍卖、租赁、参股和公开协商等方式，是否签订规范的承包合同；村级基建工程建设是否公开招标，有无“人情”承包和“以权”承包等。
4.专项资金管理。主要审计：上级划拨或接受社会捐赠的资金和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情况；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粮食直补资金的发放情况等。
5.财务公开。主要审计：财务公开是否全面、真实、及时、规范；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程序是否规范，资金收取是否超标准、超范围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等。
同时，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当地党委、政府和农民群众要求审计的其他热点问题进行审计。
三、切实抓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
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纠风办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将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纳入重要工作日程，精心组织，把这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要为专项审计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配备专门审计人员，安排专项经费，妥善解决审计人员工作补贴。各地要根据相关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及农村审计程序的规定，认真研究部署，抓紧制定详细的审计计划，编制具体的审计工作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在对村干部进行审计和确定经济责任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既要找准问题，又要肯定成绩，分清前任与现任、个人与集体、失误与舞弊等责任的界限。在提出处理建议和审计决定时，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既不能放纵违纪违法行为，又不能单纯脱离实际情况找问题，挫伤干部的积极性。在审计中查出党政机关干部和村干部侵占集体资产和资金，铺张浪费等给集体造成损失的，要责令其如数退赔和赔偿，并由纪检监察机关给予有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审计结束后，审计结果要向全体村民公开。
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纠风办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的力度。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责任，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逐步实现农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农业部 监察部 国务院纠风办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一日
且慢为“选审制”叫好
杨涛
７月２７日《北京晨报》报道，日前，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推出“选审制”，来该院申请抗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可自行选择办案人员，信任哪个检察官就挑哪个。作为第一个自选检察官的申诉人，北京某公司的负责人刘先生评价说，他感觉“就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
有学者为“选审制”的出台欢心鼓舞，认为“选审制”从积极意义上使申诉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以自己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自己期待中的正义，是对回避制度的超越。“选审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在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新的制度保证。
笔者丝毫不怀疑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良好动机。但是，一项制度的出台却不是简单的拍脑袋的事情，司法制度的合理存在要看其能否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笔者对“选审制”并不抱乐观的态度，“选审制”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损害司法权威，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实体公正令人怀疑。
现代司法理念认为，司法官的司法中立是程序正义题中应有之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也要求检察官在司法中不偏不倚，因为，检察机关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司法公正，是要为纠纷的双方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检察官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其与申诉人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并非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仅对其患者负责，也非在超市选货一样以顾客满意高于一切。而在“选审制”下，这种中立可能失衡，被选中的检察官完全有可能为报答“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一方当事人服务，为保护自己荣誉而战，这就有悖于司法中立，并且不能确保司法公正。即使被选中的检察官公正执法,但在检察权行使的程序中并无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作屏障,而申诉总是可能对一方不利，甚至双方都不利，如对选择方不利，先前的满意也可能化成怨言，这也与我们设立该制度为使申诉人满意的初衷相距甚远。
其次，“选审制”违反司法中平等参与精神。要达到司法公正，在程序上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权利至关重要。在我国，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虽同属司法机关，但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在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办案模式上并不同于法院在审判中主要实行的合议制，而是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主诉检察官一人负责对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把关，重大事项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民事行政案件检察中，如果申诉一方选择了主诉检察官，申诉人行使了选择权，感到满意。然而，如果被申诉人认为申诉人选择的主诉检察官水平不高或存在其他问题但又无法定回避理由，而此时其已无选择机会，只能听任该检察官办案，后果是由于剥夺了其选择权，必然使其感到程序不公，进而对案件的实体结果产生怀疑。
诚然，在仲裁制度中有当事人挑选仲裁员的规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也有当事人挑选陪审员的传统。但是，仲裁机构是民间组织，其解决纠纷是当事人自愿提交，与司法机关公权性质是截然不同。而且，仲裁和陪审制中，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的运用可以确保仲裁员和陪审员不受挑选他们的当事人左右，无须考虑所谓“知遇之恩”，与我们讲的检察机关的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支撑的“选审制”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仲裁制度还是陪审制都确保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的参与机会和选择权，双方在对等情形下单独选择或共同商定仲裁员、陪审员，这种平等机会和权利有助于消弥任何一方的不满。“选审制”与 回避制度在保证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上也没有共同之处，“选审制”决非论者所言是对原有的回避制度的超越。因为，回避制度下，当事人可排除潜在的不公因素，然而司法官却无须考虑为荣誉而战，而且回避制度在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平等机会和权利上也与“选审制”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要说的但不是不重要的是“选审制”可能潜在地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定分止争的功能需要其具有至上的权威，否则，司法就无终极性可言，社会的纠纷永无宁日。而司法的权威要建立在对司法官的高度尊重与信任之上，一个可以任于他人评头品足、挑三拣四的司法官员自身不会有职业的荣耀感，他人也不会给予其高度尊重与信任，司法机关的权威无从树立。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官员具有职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一个司法官员没有重大违法，是不可能因为当事人是否满意而淘汰或免职，“选审制”发挥的优胜劣汰的效果是不能对司法官员适用的。当然，基于当前我国司法官员的现况，“选审制”的实行的确能使部份素质较低的司法官员知耻而后进，有助于改善司法队伍状况。但也只能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本身进口关不严、独立性不强，并且这种改善是以损害司法队伍整体形象为代价，使原本地位不高的司法机关更加边缘化，得不偿失。毕竟，司法官员素质提高主要靠严把进口关、加强司法行业自律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来实现。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下当事人有挑选陪审员的传统，却无选择法官的权利，这也是铁的事实。尤其是在德国，为汲取纳粹时期任意任命法官为其独裁服务的教训，确定了“法定法官”的原则，无论任何法律纠纷都应按法定的原则选定主审法官，院长及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决定由谁主审。防止权贵以当事人身份出现，利用“选审制” 干涉司法，在当今中国司法并不完全独立的情形下，具有现实意义，同样是主张“选审制”的学者不能回避的事实。
总之，要在为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及维护司法的权威前提下，重新审慎地思考在检察机关推行的“选审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