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但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可能仍会持续下去，笔者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1999年颁布施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如权利人不予追认，合同的效力将归为无效（以下的讨论均以权利人不予追认为前提）。由于当时我国的立法资料一般不予公开，我们无法从立法理由书中查知该条规定的立法意旨。笔者不妨在此妄加揣测一下，如此规定的理由有三，一是无权处分合同是系无权处分人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处分他人之物而签定的合同，对此恶意之人法律不应给予保护。而认定合同无效，直接阻断合同当事人欲达之目的，是对合同当事人在私法层面上最大的惩戒。非如此，不足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再比如，关于多重买卖合同，我们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也是认定签订在后的合同均属无效。出卖人怎能不讲诚信一物多卖呢，制裁你，无效！让你达不到非法目的。二是我们过去在认定合同效力时，通常将其与合同履行结果挂钩，即合同能够实际履行为有效，如果没有履行或不能够履行则为无效。无权处分合同根本就不能或不应该得到履行，所以无效。多重买卖合同中，一个标的物无法对所有的买受人交付，所以签订在后合同无效。再比如，《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倘若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将不生效力。虽然不生效力与无效略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按照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等等此类，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三是借鉴国外立法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法律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似乎是基于以上原因，1999年我国合同法立法时亦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无效。

　　随着我国司法实践大量案例的的提炼和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弊端。一是无权处分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而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信赖利益，二者之间差距甚大。对恶意之人不讲诚信的惩罚和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竟然变成了伤害善意买受人的利器，无法保障交易安全，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在多重买卖合同中，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认定无效后亦是如此，于是，最高法院顺应实务需要，出台的《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规定了多重买卖合同均为有效，解决了此问题实务中的争端。但是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争论似乎却愈演愈烈，特别是无权处分又往往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联系，而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争议更大。其次，将合同是否履行和是否能够履行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条件更属立法技术错误。买卖合同的订立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属于债权关系范畴，其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况且合同有效与否应当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定，怎么能根据履行情况再倒推合同的效力呢？鉴于此，《物权法》第187条已修改了《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是否办理抵押登记只影响到抵押权是否设立，而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第15条还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也就是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再影响合同的效力，实乃立法之一大进步。再者，上举国外及其他地区立法例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系因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采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承认独立物权行为理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所指的处分，“不以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为限，买卖契约亦包括在内。”但现在通说认为第118条所谓的无权“处分”，“系指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而言，不包括买卖契约在内，其买卖契约有效，无权处分人不能为给付时，应依债务不履行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我国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且我国尚未制定民法典，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又是规定在《合同法》内，因此，效力待定只能是指合同效力待定，而非其它行为效力待定。这说明我们在继受国外先进立法成果时，难免会望文生义，囫囵吞枣，照搬条文，失其原意。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若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将受到《合同法》第51条的掣肘；若认定无效，又无法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合理信赖，与现代民法越来越注重保护交易安全的趋势相悖。司法实践亟需立法层面做出积极回应。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把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规定为有效，无疑是符合立法趋势的，殊值赞同。但解释法律不能无视现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确，不生岐义，该条解释与其冲突显而易见，实为法院造法之活动，难免遭人诟病。2000年出台《证据规定》时，其立法初衷也是好的，但因其多项内容与《民诉法》相冲突，备受质疑，导致各级法院掌握尺度不一，最高法院不得不又下发通知纠偏，已是前车之鉴。因此，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只能是权宜之计，期能在修订合同法时再做详尽规定。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从公司法的完善看我国的立法水平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一直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法作为利益的平衡器，也越来越发挥着他的主观能动作用。二者因立法活动而默契地结合在一起。立法水平的提高，深深的影响着我国的市场经济。立法活动的完善，保证了依法治国的顺利实施，使法的运行朝着良好的方向推动历史前进••••••

关键词：公司法 完善 立法 提高 法治

我国公司法近两年经过了循序渐进的修改，它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使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全面的保护了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从公司内部来看，以前关于股东权利的规定较少，或是有权利无救济。例如，以前公司成立后即使出现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的情况以及由于公司内部的某些事项导致无法实现预期状态的，股东也只能束手无策，进退两难，甚至采取过激的办法使事态更加恶化;但现在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解决了套在股东身上的枷锁。有了这些权利保障，增加了股东的投资信心，整体上起到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避免了更多违法事件的发生，使得我国公司的发展趋于良性循环。另外，对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造成公司损失的行为，股东的请求赔偿权也有了救济途径，促进了公司管理人员依法管理公司，增强了其对公司的责任心，有利于公司的稳步发展，限制了公司的一般违法行为和单位犯罪的发生。
其次，从公司外部来看，公司的法律人格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被否定的。例如股东抽逃出资或出资不实，或以不正当手段逃避债务，此时虽然公司应以公司资本对外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在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这体现了法的灵活性。实践中，避免不了有公司股东实施一系列违法活动，欺骗债权人，使债权得不到实现，这时按一般规则就等于放任此类事件的发生，债权人的利益永远得不到实现。可见，在目前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揭开公司面纱”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公司法在画兼顾经济发展和权益保护的这个密封的圈时，视野放得更加宽泛，不仅局限于对公司本身的措施上，还体现在涉及到的中介机构上。中介机构如果不遵守行业规则，与公司股东同流合污，那就等于给自己挖陷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大大增加了权力的保障性，也促进了行业间的相互监督。
在新中国早期，我国可以说无论是在法的基础理论上还是在法的制定和实施中，都处于接近空白的阶段，要大量借鉴外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经验。而随着法学教育的进步、法学研究的加深以及立法经验的总结，我们的立法者越来越能够善于把握利益的平衡，逐步从全方位论证每一部法律的价值点，进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更改法律、完善法的实施，及时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促进市场经济协调发展。
立法是一项工程，它铸造出一个国家法律体制的基本框架，运用法律的权威性使影响国家发展的各种作用得以有效发挥。这种过程，是在总结社会的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将法律现象引发的噬待解决的问题个个击破，同时将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提前预防。所以，立法者的眼光总是在缜密地寻找针对现象的最佳解决方案，在法的价值位阶中不断比较和衡量，最终达到利益的平衡。针对同一社会问题，一种解决方案在某些时候可能是最好的，但在另一个时期也许又不是最佳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已经平衡了的天平又逐渐倾斜了的时候，就要及时进行法的更改和补充。这种过程也是一种简单的立法过程。同时，它也可能是循序渐进的，即使立法者明确知道很快就会有第二次更改以及更改的内容，也要把这次更改作为一种过渡。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变革应该是谨慎的，它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过去（怎样，有何不适应的问题发生）、现在（怎样，发现了哪些待解决的问题）和将来(会怎样，对新措施效果的预测)为人们指明了新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不可忽视的是，执法、司法、守法所总结的经验，科技进步、教育进步、舆论监督等都会影响立法者的观念，影响立法水平的提高。易言之，法作为国家的主观意志，在执法者、司法者、守法者来加以运用后，法用的效果如何，效率高不高，法律关系处理得好不好，就能体现出这部法律的价值大不大，进而决定它的存在与否，更改与否和补充与否。因此，对于立法者来说，将法在运用中的各种反馈及时进行总结，是与立法本身同等重要的。
另外，善于发现和挖掘各种社会关系，使之在理论上上升为法律关系，也是不拘泥于现行法律的表现。其实，层出不穷的社会关系要统统归到法的领域来调整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随着日新月异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更替，有必要把其归结到法的领域中来，使其上升为法律规范，调整在这种关系下的人的行为。这是法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活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将某些以前没有归为法律的现象制定为法。其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对某些市场自身难以调节的问题制定了法律，对某些涉及国家统一的问题制定了法律，对某些本来属于这种法律领域的问题归结到那种更加严厉的法律领域去处理等等。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法律专家们和各界法律人士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使得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让法律广泛服务于社会越来越成为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随着不断的实践和总结，我国的立法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立法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为我国的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实施，以致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有力保障。


附：
作者简介：
韩维维 1979年生 女 祖籍辽宁大连
2003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