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期羁押的司法救济机制

孟 波
（兰州大学 甘肃 730020）


[摘要] 本文通过超期羁押的定义和分类的阐释来分析出我国产生超期羁押现象的内外因素。根据这些内外因素提出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对策，即在内因上，严格司法准入制度；进行长期有效的在职培训；树立正确科学的司法理念。在外因上，对超期羁押从时间、地点和人物三个层面加以控制。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诉讼体系提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 超期羁押 司法救济 有罪推定 司法理念
超期羁押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而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现实问题。它的存在严重的侵犯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妨碍了刑事诉讼法中的公平和效率，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破坏了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它的存在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绊脚石。因此，我们从超期羁押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入手，根据现有的广大学者对超期羁押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之上，提出更贴近我国法治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增强我国法律对司法机关诉讼行为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堵塞刑事诉讼法之中容易造成超期羁押的法律漏洞，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超期羁押概念的阐释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其主要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因而，从超期羁押概念的内涵中我们把超期羁押分成两种：一种是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最长的法定期限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我们称之为绝对的超期羁押。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127、128条的规定，就一罪而言侦查中的最长羁押期限只有7个月，超过7个月的羁押行为便是绝对的超期羁押。另一种是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法定期限而又未办理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手续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我们称之为相对的超期羁押。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时不能终结案件，可以经上一级检查机关批准延长1个月。①这里的2个月就是相对的超期羁押。因为如果超过2个月后，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经向上一级检查机关批准还可以羁押，而这种羁押便是合法的。否则，便是违法。
总之，无论是绝对的超期羁押还是相对的超期羁押都是对被羁押者的合法权利的践踏，都是不尊重基本人权的表现，它已经引起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因此，全面的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的提出解决的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诉讼法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
超期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的滥用其本身具有违法性、侵权性、渎职性和社会危害性。而究其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各种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总的说来可以从一个事物存在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归纳出其存在的主客观因素。


(一)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在因素。在我国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超期羁押现象的内因是其根本性、主要性的原因。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罪推定”的思想根深蒂固。有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首先假定被羁押人是有罪的，如果被羁押人自己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确凿证据来，我们就推定其是有罪的。由于这种思想理论的潜意识作用，当司法人员不能足以证明被羁押人有罪的情况下，本着“不放纵一个坏人”的思维，以种种的借口和托词对被羁押人进行羁押，甚至借用法律上的漏洞以“补充侦查”为名义进行超期羁押，更有些司法人员认为“羁押一天折抵刑期一天”反正被羁押人也没有什么吃亏的，这些行为都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在作祟！
第二，“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的问题上则掉以轻心。我们的司法人员甚至部分领导干部过分的强调了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功能，“重惩罚，轻保障”从而造成在实践工作中认为：在办案过程中违点法、多关几天不算什么，只要能抓住真正的罪犯其他都是“小问题”的思想。
第三，“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的私利主义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机关的赞赏和媒体的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不得以而求其全之的策略便是以种种借口“超期羁押”了。更有甚者为了达到某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目的在一夜之间被羁押人由此罪变成彼罪，由重罪变成轻罪，由羁押变成取保候审等等，但却始终不承认在羁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渎职行为。
总之，内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司法人员自身法治观念淡薄、执法素质不高、理论学习不够的表现，也是我们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所要重点注意和长期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决定了司法实践中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解决，是我们这场“战役”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在我国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超期羁押现象的外因是其必然性、“合法”性的原因。它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法上的漏洞。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着一些立法上的漏洞是超期羁押现象产生有持无恐的主要原因。它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四个方面：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条规定，省检察院立案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延长一个月的羁押期限后，又自行批准延长两个月的羁押期限，这是有背于我们的立法价值取向的，给了超期羁押现象有机可乘。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7、128条规定，容易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达到长期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目的而先后对一人立两个罪，从而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合法”的达到了延长羁押的目的。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检查人员发现所提起的公诉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提出建议需要延期审理的，可以延期审理，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延期审理的期限和次数，从而为超期羁押现象打开了绿灯。4、一般法理认为：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法院自己决定。这一条款的存在必然不利于被羁押人的权利的实现。①
第二，司法救济的不到位。由于我国没有设立审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中立法官审查制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的拘留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逮捕一般由检察机关依据公安机关的申请而决定。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在这个决定他本人切身权益的时候提出自己的申辩，而律师在此时的唯一作用就是申请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的同意与否又完全取决于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所以，这种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的司法救济的诉讼体制是急待于完善的。

第三，责任追究的不严格。由于超期羁押的责任追究制度至今没有普遍的建立起来，因此办案人员过多的考虑的是破案率而不是办案率，而破案率的关键线索就是口供，通常情况下口供是可以通过超期羁押而“关”出来的。所以，超期羁押成为提高破案率的有效方式，也有挖深案破积案的重要作用，但却不需要任何的司法人员为此承担经济上、行政上和刑事上的责任，那我们的司法人员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内因和外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本身所固有的制度、体系不科学、不完善的外在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对我们原有的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考虑、比较、分析，从而在程序上为我们这场反超期羁押的战斗提供有力的保障和规范上的支持。
三、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
纵观我国超期羁押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根据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法律实践情况，并结合被羁押者基本人权和合法权利的要求，我们在对不同学者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我们更有针对性的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对策。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将拘留权和逮捕权赋予给承担诉讼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质的程序救济手段，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人权的保障，故建议取消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公安机关的拘留权，由法官统一行使强制措施的审查权，且被告人有权要求法官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进行审查。②第二种观点认为，将逮捕批准决定权保持原状但对逮捕程序做较大的完善。可以批捕公开质证程序，使逮捕的决定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的公开质证方能决定其效力。③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与可行之处，它们分别代表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最终理想和中间过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改革的必经步骤和远期目标。但是就我国司法制度的现实而言，采取第一种观点需要对司法体制做较大的变动，时时时阻力可能较大；采取第二种观点需要巨大的增加我国的司法资源，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于审前的程序公平的判断上，这不符和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的经济实力。因此，我们在继承两种学术观点的同时根据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外因两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思想。
首先，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设，从外部环境上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存在。为此，我们仿效空间几何中描述一个点的方法对超期羁押从时间、地点和人物三个层面加以控制以求达到解决超期羁押这一现象的目的。第一，从时间上，按照比例性的原则确定羁押的期限。在这一点上既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可以参照外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04条、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97条的规定等。④使预防性的羁押的总期限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被指定之罪规定的最高刑期的2/3。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羁押期限可以规定的相对短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规定的长些。同时一旦达到最高的羁押期限，应当立即改变强制性措施，从而保证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8日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内容还有待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也可以效仿这一规定颁布一些切实可行的司法规定从时间上对超期羁押行为加以限制。第二，从地点上，对不同诉讼阶段的羁押地点加以明确的法律限制。我们建议立法规定，将除逮捕以外的强制性羁押措施的实施地放在公安机关，而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批准逮捕之后应当立即更换其羁押场所，使公安机关在逮捕后的侦查过程和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处在其他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也就是使公安机关的羁押权与侦查权相分离，从而有效的防止羁押权的滥用，减少刑讯逼供

的发生，确保犯罪嫌疑人不受妨碍的行使其基本的防御权，有力的保证了当事人的基本人权。⑤第三，从人物上，建立对超期羁押的个人追究制度，使任何违反法定羁押期限的人都会受到经济的、行政的甚至于刑事的制裁。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写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⑥因此，应当根据责任者的主观过错和超期羁押造成的客观后果追究其不同责任。被超期羁押者、其近亲属、律师和羁押地的专门负责人员都可以提出申诉，而检察机关提出违法通知书并负责检查对违法通知书的实际履行情况。责任者所在的单位的纪检检察部门也要进行调查并提出多方面的处理意见（经济、行政和刑事意见），并负责落实处理，同时向检察院的检察部门备案。从而，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和防止公安机关内部的包庇现象的产生，更加有利于两个司法机关的密切合作。
其次，真正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职业素质，从主观上解决超期羁押现象的存在。为此，我们也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严格司法准入制度。目前，全国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解决司法机关进人不严的有效办法。这项制度一定要认真的长期坚持下去，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放松。第二，长期有效的在职培训。对现有的在职司法人员进行长期的、有效的、多渠道的、多层面的、大范围的培训工作，加大司法人员任职期间的考核力度，真正让知法、懂法、守法的人员来执法。从而，减少因办案人员个人的学术、思想和道德问题带来的人为性的超期羁押现象。第三，正确科学的司法理念。需要加大对现有司法人员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法治观的培养，真正的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用“三个代表”的思想衡量自己的行动，健全科学而合理的司法理念并把它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去。从而，保证整个司法诉讼程序的公平和正义。
最后，针对我国现存的大量超期羁押问题，我们应当坚定信心，鼓足勇气，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逐步司法改革下，在广大人民的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下，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最终会在我国建立一个高效、健康、科学的司法诉讼体系！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对于超期羁押我国这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违法行为，我们应当从其产生的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加以分析。然后，提出切实符合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解决方法：针对外因，应当从羁押的时间、地点和个人责任上加以严格的约束和控制，从而在法律机制上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针对内因，应当从准入制度、在职培训和司法理念上加以教育和引导，从而在思想观念上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
总之，对于超期羁押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必需的、不间断的过程；是需要国家、社会、司法机关和个人多方面努力的工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M] 第124、126、127、128、156、196条
② 陈卫东、郝银钟 《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J] 《中外法学》 1999年3期 78页
③ 叶青、张少林 《法国预审制度的评析与启示》[J]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0年4期43页
④《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M] 第97条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⑤ 陈瑞华 《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较法角度分析》[J] 北京：政法论坛， 2001年4期99~112页
⑥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154页
[作者简介] 孟波 山东德州人（1978~ ）现为兰州大学研究生院法律系硕士研生

　　　　　　　　　　张生贵：毒品案件中“贩卖”与“运输”行为的区别与量刑要点
　　　

【案情简介】

　　　刘文与吴玲经常在一起打麻将，关系甚好，一天，吴玲给刘文说，让他到外地稍些东西回来，吴联系好了地点和出货人，让刘前往带回，刘明白是冰片，但由于打麻将输了钱，心想可以从中能得到些好处费，于是前往，吴见刘走后，便给刘打款两万元，刘见到付货人后，问明需要三万元，刘便自垫一万把货带回，准备给吴交付时，被公安侦破，公安机关认为刘构成运毒品，起诉机关认为刘构成贩毒罪，法院依照贩毒罪裁判，贩毒与运毒在刑法中的量刑起点幅度一样，但性质不一，对基准刑的调整及宣告刑有一定影响。

【律师评案】

　　　如无足够证据明贩毒，则应定性运毒：

　　　起诉书指控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但证据明显不足。《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了选择性罪名，起诉书指控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不合事实。
　　　对同一宗毒品，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适用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
　　　本案认定刘某贩卖毒品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起诉书对认定贩卖毒品的客观方面的事实：刘某“以牟利为目的”，受吴某委托到许昌市从他人处购得价值人民币三万元的冰毒，后在北京被民警当场查获。表现为“牟利”的证据系刘某供述的五千元“好处费”，但此项“好处费”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交易得所或牟利范畴无证明证明。根据《立案追诉标准三》规定，“贩卖”的特征是“明知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确认刘某“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的证据尚不够确实充分，依照《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意见，对同一宗毒品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
　　　刑法规定对于运输毒品犯罪，重点打击指使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毒品犯罪中“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刘某是受到吴某某指使的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好处费而为吴某某运输毒品，刘某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不是买家，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
　　　
　　　运输毒品行为对量刑的影响：

　　　刘某涉案毒品当场查获，没有扩散到社会，对社会危害小，如果按贩毒定性，则应属于犯罪未遂，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二款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刘某受吴某指派代购毒品，系从犯，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二款规定的从轻处罚要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代购而发生的涉毒案件被告人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立案追诉。吴是涉案毒品的主要出资者，也是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指使刘某参与犯罪的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刘某仅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在量刑标准上，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
　　　
　　　另外查明，指控毒品含量与鉴定后含量之间有差额，应根据鉴定的毒品含量为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本案经鉴定后纯度达到“甲基苯丙胺”成份的涉案毒品共有124.33克。吴是主出资者且出资额为两万元，吴所有的毒品量为82克，应当承担与之对应的主要刑事责任。
　　　
　　　毒品数量是量刑的主要标准，但并非唯数量处罚。

　　　毒品数量是重要的情节，但不是唯一标准，刘某受雇他人而实施犯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量刑细则》规定，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对于当庭自愿认罪、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量刑起点为十五年（180个月）；按照同向相加，异向相减的原则确定宣告刑，未遂可以减50%；从犯减少30%；当庭自认的减少10%；应在八年幅度内对刘某裁处刑罚，一审裁判刑期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