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通知已撤销单位的主管部门应诉后工商部门在行政干预下又将已撤销的单位予以恢复应如何确定当事人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7年11月30日，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通知已撤销单位的主管部门应诉后工商部门在行政干预下又将已撤销的单位予以恢复应如何确定当事人问题的电话答复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赣法经（1987）第12号“关于人民法院通知已撤销单位的主管部门应诉后，工商部门在行政干预下又将已撤销的单位予以恢复，应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国务院国发〔1985〕102号文件中“呈报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对成立公司认真进行审核，因审核不当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规定，并非仅限于公司被撤销或关闭后，审核部门才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只要是因审核不当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无论公司是否被撤销或关闭，均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你院所报材料，桃花工业供销公司营业执照主管部门栏内盖有乡人民政府公章；公司成立时谎报资金15万元；桃花乡企业工业办公室从公司收取的原告赣州地区轻化建材公司预付货款中提取了6万元，公司的利润、积累和乡工业办公室的收入全部由乡人民政府统一使用，这说明桃花工业供销公司同桃花乡政府在财务方面是一体的，桃花乡政府对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的债务应负连带清偿责任。桃花工业供销公司如未被撤销，应与桃花乡政府作为共同被告；如已撤销又有清算组织的，其清算组织应与桃花乡政府作为共同被告；如已撤销又无清算组织的，则应由桃花乡政府作为被告。
二、南昌市郊区工商局在行政干预下，于1987年9月16日作出的“恢复桃花工业供销公司，但不能经营”的书面通知，如确有错误，应由作出通知的工商局予以纠正。
三、桃花工业供销公司下属的副食品加工厂是用本案原告部分预付款开办起来的，该厂已濒临倒闭，其占用的财产应用来清偿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的债务。
四、此案不宜由江西省高级法院作一审。
此复

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知已撤销单位的主管部门应诉后工商部门在行政干预下又将已撤销的单位予以恢复应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请示 赣法经（1987）第1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审理原告赣州地区轻化建材公司诉被告南昌市桃花工业供销公司购销钢材合同纠纷案件中，查明，1984年9月，南昌市郊区工商局核准，将南昌市郊区桃花社队企业供销经理部，变更为南昌市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经济性质集体，申报资金15万元，其中流动资金5万元，经营范围民用建材等项，在1985年南昌市换发全国统一营业执照期间（全市6月1日至7月30日，郊区至11月）该公司未办理换照手续，按照南昌市工商局1985年5月8日通知（5月20日在《江西日报》和《南昌晚报》发布公告）“各工商企业必须按时办理换照手续，如逾期不办者，作自动停业论处”，“原发营业执照同时作废”的规定，南昌市郊区工商局于1986年8月14日书面通知南昌市郊区桃花乡工办：“原桃花工业供销公司，至今未换发全国统一营业执照，已作自动注销办理。……责令该公司立即停业，收回原发执照及公章，否则按有关规定进行查处。”郊区工商局在1987年6月19日给原告单位的书面证明：“该公司是作为自动停业处理的企业”，“企业停业以后，一切债权债务问题应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清理”。
南昌市郊区工商局发出1986年8月14日通知后，桃花乡工办要求将原公司变更为桃花乡工业供销经理部，郊区工商局没有同意，桃花乡工办便于1986年8月30日向郊区工商局申请，新开办桃花工业供销经理部申报资金2万元，其中流动资金1．95万元。原公司下属三个小门市店铺，由个人承包，也未办理全国统一营业执照换照手续，于1985年7、8月先后撤销。原公司下属的一个副食品加工厂，是用赣州汇来的货款兴办的，于1985年3月成立，经济性质集体，独立核算，由3人承包，原有职工20多人，同年7月8日，换发了全国统一营业执照，因经营亏损，人员逐渐减少，现剩职工5人，濒临倒闭，该厂原值约3万余元的财产有待作价处理。
同时还查明，桃花乡人民政府对这一合同纠纷负有直接责任，原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由桃花乡分管的副乡长同意成立，公司的经理由桃花乡政府的办事机构工业办公室聘请，公司成立时谎报有资金15万元，公司与赣州方面签订的钢材合同，向乡领导作了汇报，在合同鉴证前，桃花乡人民政府在合同上盖了公章，致使赣州方确信合同有保障，便汇款256万元给桃花工业供销公司，该公司留下的36万元中，乡工办提取了6万元利润和积累。工办的收入全部由乡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使用。
根据上述事实，我院依照民法通则第四十七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87年7月28日通知其主管部门桃花乡人民政府作为被告应诉，桃花乡人民政府向本院提出答辩状，否认自己是被告，提出本案被告是桃花工业供销经理部，并同时向本院提交郊区工商局给他们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在确认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确已撤销后，又指出“该公司不具备条件”，要求将公司变更为经理部”必须在原办企业的基础上进行，而公司作为自动注销，要办变更手续就没有基础。”这一证明材料对其明显不利。于是，桃花乡人民政府便通过郊区人民政府对郊区工商局进行干预，郊区工商局又于1987年9月16日书面通知桃花乡工办。通知全文是：“1986年8月14日，我局根据市工商局发布的公告，向你们发了责令桃花工业供销公司停业的通知，当时由于没有考虑该公司已进驻区政府工作组，钢材案件没有了结，债权债务尚在清理的实际情况（我院注：该工作组的组长是郊区工商局原副局长现任调研员的胡寿林同志，通知说的这一条理由纯系遁词），也未向区领导请示汇报，将该公司视为自动停业是不宜的，后来，虽然你们兴办了桃花工业供销经理部，客观上是在行使公司的职权，但由于手续不符，对工作组开展工作和该公司清理债务都带来极大不便，你办提出恢复公司的要求，我局经过研究，认为是有客观理由的，因此，决定收回1986年8月14日我局发出的责令桃花工业供销公司停业的通知，并同意恢复公司，但不能经营，同时，撤销你办为取代公司而兴办的桃花工业供销经理部。”桃花乡政府向本院提交上述书面通知的复印件后，我院于9月29日函请省、市工商局，请他们对南昌市郊区工商局9月16日通知是否正确进行审定。省、市工商局的负责同志指出：郊区工商局9月16日通知违反上级的规定，是行政干预造成的，这一通知推翻了1986年8月14日通知的正确性，是不对的，不妥的。
我们认为，南昌市郊区工商局在行政干预下，将已停业撤销的公司予以恢复，且不准经营，使桃花乡人民政府逃避应诉和应承担的责任，不仅不符合工商法规的规定，是不依法行政的行为，而且干扰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类似情况在我省已发生多起，如果对这些不法行政的行为不实事求是分析认定，势必损害法律的尊严和法院的威信。因此，郊区工商局9月16日通知应视为无效，南昌市桃花工业供销公司没有在上级工商部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换照手续，且又不符合公司成立的条件，郊区工商局原来将其作为自动停业处理是符合规定的，公司撤销后，新成立的经理部是一个新的企业，不能取代公司的诉讼地位，为此，我们认为以桃花乡人民政府作为本案被告，符合民法通则、《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以上意见，是否恰当，恳请批示。
1987年11月5日


刑罚执行作为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关乎刑事法律的价值追求和目的能否实现。减刑假释作为最重要的执行变更制度，因其集中体现了刑罚的目的和成效，而成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心。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犯罪高发，先后修正的刑法和刑诉法对犯罪控制作出新的回应。刑事司法以宽严相济政策为指导，也正把实质解决矛盾纠纷作为功能定位，作为“下游”的刑罚执行实现相应的转型已是势所必然。

　　从执行“惩罚”到执行“变更”

　　刑罚应当执行，但刑罚不是为了执行而执行。除了死刑罪犯外，其他罪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被认为是可以改造的，罪犯经过教育改造，能够回归社会，而且不再犯罪。单纯地把刑罚执行当成执行惩罚，与“不再重新犯罪”的执行目标背道而驰，纯粹的惩罚不仅不能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反而会使其产生抵触情绪和对社会的仇恨情绪，加剧出狱后再犯罪的危险。实际上，绝大多数罪犯因改造表现好被减刑假释，减刑假释成为刑罚有效执行的标志，罪犯没有被减刑或假释某种意义上恰是刑罚执行缺乏效果的标志，因此，减刑假释理应是刑罚执行的重心。

　　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把减刑假释作为“执行”—— “优良”的刑罚执行，对改造表现好的及时提请减刑假释，形成鼓励改造的良性循环，除法律规定以外，一般不应再人为就标准、对象和条件等附加限制，对于申诉的也不要一概视为不认罪悔罪，对犯人不同意减刑假释的，也应妥善设法解决。

　　从惩罚报应到预防矫正

　　我国刑法目的是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惩罚是报应的需要，其实也是威吓式的消极预防，与报应对应的预防则是教育矫正的积极预防。刑罚的目的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在立法阶段，以报应为基础，侧重面对社会的一般预防；在司法裁量阶段，以报应为主，兼顾预防；在刑罚执行阶段，侧重个别预防，兼顾报应限制和一般预防。可见，在执行阶段，预防是主要目的，但同时受报应制约，这种制约最主要的就是死缓、无期及有期徒刑罪犯的最低实际执行期。

　　我们应当改变重报应、轻预防的观念，根据犯罪情况和具体改造表现，对宣告刑过重的，运用减刑假释手段，适当加大从宽幅度，避免使宣告刑成为“过剩”刑罚；对超过法定最低服刑期限的，根据不同情况，合理设计罪犯的改造出路。

　　从犯罪为中心到犯罪人为中心

　　刑法犯罪论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客观主义以犯罪行为为中心，注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评价；主观主义以犯罪行为人为中心，注重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我国刑法既不是客观归罪，也不是主观归罪，而是主客观相统一，并呈现出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特征，应当说这是较为科学的。但在刑罚执行阶段，犯罪客观方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已经评价完毕，在刑罚执行阶段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刑罚预防目的决定的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刑罚执行正是通过矫正改造犯罪人格，消除其再犯可能的人身危险性，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减刑假释所要求具备的悔改表现及假释特别要求的“无再犯罪危险”，正是人身危险性的范畴。即使限制减刑和禁止假释罪犯，从人身危险性分析减刑、假释也并不存在障碍，限制、禁止只是出于报应的需要。

　　我们应以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为依据决定减刑、假释，而不是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的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并不一定比盗窃、寻衅滋事严重，长刑期罪犯并不一定就比短刑期罪犯难于改造，相反，实证情况表明长刑期罪犯经改造再犯罪率大大低于短刑期罪犯。在刑罚执行中，应当以个别预防为目标，区分不同罪犯的主体方面特征，有针对性地教育改造。

　　从重客观改造到重主观改造

　　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主要依据罪犯的考核得分和受奖情况，在考核比重中，生产劳动占比最大，由此造成了“唯分是举”、忽视罪犯主体差别、以劳动表现代替思想表现的不科学、不公平的客观主义倾向。减刑假释的根本条件是罪犯思想上的悔罪表现，劳动改造好并不等同于思想改造好。所以，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应当重视审查罪犯主观方面思想改造表现，不搞唯分决定论，对于劳动能力差的老病残罪犯、青少年罪犯，更应当不囿于劳动表现，正确认定悔罪表现，最高人民法院新近颁布的关于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从减刑假释失衡到减刑假释平衡

　　我国减刑和假释适用的比例存在严重失调。对减刑短期功利、缺乏监督制约、适用过多过滥等弊端、副作用，假释行刑个别化、社会化、经济性及有效预防犯罪等优点，认识上已无争议，但假释适用率一直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分析起来，减刑倍受青睐，假释备受冷落主要是因为减刑适用无风险，假释适用风险大，假释“不致危害社会”的实质标准过高，假释事后监管缺位。如果说这些原因是客观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修改后的刑法和刑诉法将死缓罪犯和无期徒刑罪犯实际服刑期限提高，监狱监管压力加大；将假释实质条件修改为“无再犯罪危险”更加科学，减轻适用判断难度；确立社区矫正制度，对假释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加强事后监管教育等新情况下，我们需要审视：假释适用产生了什么变化？假释率有没有提高？如果没有提高又是什么原因？

　　关于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模式设想显然较长时期内不够现实，比较现实的是促进减刑假释结构平衡。提高假释率的制度、环境、条件均已具备，关键是如何从实务操作上改进。首要的是引导执行机关对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及时提请假释，提请是前提，人民法院不仅要对提请假释的进行审查，对提请减刑的也要进行审查，如采用假释更合理的就应当予以变更。其次，合理分流减刑假释。对服刑期限超过1/2的，根据犯罪主体、原判刑期、剩余刑期情况，将罪犯分别引入减刑和假释的渠道，为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原则上应对剩余刑期较短的罪犯采取假释方式。

　　从专门控制到合作治理

　　犯罪可以控制，却无法消灭。犯罪发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犯罪来源于社会，也必须在“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解决。我国受单纯国家本位主义和犯罪是侵害国家利益理论的影响，国家在惩罚和控制犯罪中处于垄断地位，监禁刑处于刑罚主导地位。监禁化的效果被证实差强人意，而行刑社会化方兴未艾。刑法、刑诉法的修正适应新形势，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正是专门力量加强与社会合作治理、控制犯罪理念的反映。人民法院应当与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以及社区组织加强合作，在假释适用上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预前评估和事后参与作用，努力改善刑罚执行方式，优化犯罪预防效果。

　　从审理行政化到诉讼化

　　目前的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基本是：执行机关集中报请，法院集中办理，执行机关怎么报，法院一般怎么批。这种以监狱为主导的法院审批做法实际上是行政审批制，存在不够公开透明、仓促办案等弊端，也不符合准司法程序的性质。新颁布的减刑假释司法解释向诉讼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人民法院应当推进减刑假释审理程序诉讼化改革，注意听取检察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组织以及被害方的意见，构造有关各方充分参与的诉讼模式。通过诉讼化的程序，增强裁定的公开透明度和可信度，最终使假释像缓刑适用一样形成一套成熟可行的制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