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清理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清理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经2004年6月16日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第2次署（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国家版权局局长　　　石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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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四年六月十八日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清理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落实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推进新闻出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作出如下决定：

　　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国家版权局令第1号，2002年2月20日）第六条第三款：“经国家版权局批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可以在地方设立软件登记办事机构”修改为：“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可以在地方设立软件登记办事机构，并须在设立后一个月内报国家版权局备案。”

　　二、《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8号，2003年3月17日）

　　（一）第七条第（二）项“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应取得出版物中级以上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发行专业人员应取得出版物初级以上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修改为：“法定代表人或者总经理应取得中级以上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新闻出版总署认可的与出版物发行专业相关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二）第八条第（二）项“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应取得出版物中级以上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发行专业人员应取得出版物初级以上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修改为：“法定代表人或者总经理应取得中级以上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新闻出版总署认可的与出版物发行专业相关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三）第十条第（三）项“各方投资者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资信证明文件和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证明文件以及职业资格证书。”修改为：“各方投资者的营业执照或者注册登记证明、资信证明文件和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证明文件以及职业或者技术资格证书。”

　　三、《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新闻出版署令第11号，1997年12月30日）第四十二条“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改变名称、业务范围、企业类型，合并或者分立，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改变地址、主要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应当经主办单位审查同意后，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申请变更登记，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报新闻出版署备案。”修改为：“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改变业务范围、合并或者分立，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改变名称、地址、企业类型、主要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应当经主办单位审查同意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并在变更后一个月内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四、《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0年12月25日）

　　（一）第三十四条“报纸的变更是指：变更主管部门、主办单位、名称、文种、刊期、开版、定价、发行范围，临时增版、临时增期和中断出版等。”修改为：“报纸的变更是指：变更主管部门、主办单位、名称、文种、刊期、开版、发行范围，临时增期和中断出版等。”

　　（二）第三十九条“正式报纸需临时增版、增期的，报社应持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在三十天前向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因特殊情况，未能在三十天前申请的，须经特别批准）。中央单位的报纸，由新闻出版署审批；地方单位的报纸，由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出版。正式报纸临时增版、增期应按批准文件规定的日期、文种、开版等进行出版，其内容应与报纸的宗旨、编辑方针一致；临时增版、增期的报纸印数应与主报的印数一致（因特殊情况，临时增期印数需少于主报印数的，须经特别批准），并随主报发行。不得单独发售或借此提高报纸定价。非正式报纸不得临时增版、增期。报纸不得随意减版、减期（因不可抗力的情况引起的除外）。”修改为：“报纸需临时增期的，报社应持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在三十天前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因特殊情况，未能在三十天前申请的，须经特别批准）。中央单位的报纸，由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地方单位的报纸，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出版。报纸临时增期应按批准文件规定的日期、文种、开版等进行出版，其内容应与报纸的宗旨、编辑方针一致；临时增期的报纸印数应与主报的印数一致（因特殊情况，印数需少于主报印数的，须经特别批准）并随主报发行，不得单独发售或者借此提高报纸定价。报纸不得随意减期（因不可抗力的情况引起的除外）。”

　　（三）第四十条“正式报纸出版‘号外’，须事先向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经同意后方可出版。中央单位的报纸，向新闻出版署报告；地方单位的报纸，向所在地省级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报告。”修改为：“报纸出版单位遇国内、国际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或者重大的公益性活动可出版‘号外’，出版时间不得超过三天，‘号外’要在一定范围内免费赠阅，不得定价发行。中央单位的报纸出版‘号外’在15日内向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地方单位的报纸出版‘号外’在15日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出版时间在三天以上的，为临时报纸，按创办报纸的程序申请临时‘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五、由于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被国务院决定取消，以下文件予以废止：

　　（一）《关于出版报纸精选本问题的通知》（90）新出报字第1646号；
　　（二）《关于重申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需专题报批的通知》（88）新出图字第626号；
　　（三）新闻出版署《关于性知识、性科学图书出版的通知》（88）新出图字1351号；
　　（四）新闻出版署《关于出版鲁迅著作的意见》（96）新出图46号；
　　（五）《关于重申出版鲁迅著作有关规定的通知》新出图〔1999〕753号；
　　（六）《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登记暂行办法》（93）新出报1243号；
　　（七）《关于报纸增出地方广告专版的规定（试行）》（96）新出报３号；
　　（八）《关于加强对出版“地方广告版”管理的通知》新出报刊〔2000〕921号。

　　六、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将其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委托下一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实施。

　　七、新闻出版总署其他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行政许可条件、期限、程序等的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一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执行。
　　八、本决定自2004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






浅谈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王叙

保释是源于英国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相应称为取保候审制度）。早在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就规定了请求准予保释是被羁押人的一种权利。保释制度的形成有两条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任何人均享有自由权，哪怕存在犯罪嫌疑，也应尽量保证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二是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都是无罪的，都应享有自由的权利。
保释制度目前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纳，我国于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亦也明确规定了取保候审制度。保释制度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采用，就在于它自身的优越性。
第一，保释制度具有重要的权利保障功能。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羁押固然有利于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同时也要看到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手段，它会造成对人权的严重侵害，因而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制度。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拘留及逮捕的比例很大，“事事必拘留、案案必逮捕”，审前羁押已成为一种惯例。办案机关对羁押的实用主义，导致了超期羁押的极易出现，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已成为国际潮流的今天，这些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正视。所以，基于保障人权的精神要求，我们要把羁押的适用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若非出于防止干扰诉讼及因具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而作必要防范的目的，则应予以犯罪嫌疑人以保释的可能。
第二，保释制度的另一优点在于对国家资源的节约。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看管，要求有大量的人力物力作为保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把有限的办案经费大量投入到看守所的建设上，并不是一个最优的资金配置选择。因而在诉讼过程中有效地运用保释制度，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国家资源，合理有效的分配办案资金，加大对社会治安的防范投入，以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
第三，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审前被集中羁押在一起，势必会造成犯罪习性的交叉感染，那些主观恶性小、甚至可能是原本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因处于和累犯、惯犯一同羁押的环境中而潜移默化地发生思想改变，这无疑是与教育改造的初衷相背道而驰。相比之下，保释在外的犯罪嫌疑人自然不易产生上述问题。
与国外的保释制度相比，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由于我国建立此项制度时间较短，从内容到程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依法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担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侦查和审判，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则由《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做出了相关规定。其中，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从以上这些规定来看，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能够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所占比例很少。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各办案机关对于“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这一条文的理解发生偏差是一个主要原因。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中的“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就是指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涉嫌的罪名，以及平时表现、个性特征，罪中表现和事后态度进行综合考虑以后，如果认为其犯罪性质较轻，涉嫌罪名不重，犯罪情节不很恶劣，犯罪手段一般，平时表现尚好，属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犯罪以后又有悔改之意并积极帮助被害人挽回损失等等，那么，就可以认定其人身危险性较小，对其适用取保候审，行为人不至于再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甚至不对其实施任何强制措施，他也不会再违法犯罪，综合以上即可认定为“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就可以对其适用取保候审。应该说这一判断标准既考虑到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同时又兼顾保证诉讼的进行，是一种较合理的解释。但在实际工作中，办案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的具体工作人员，往往不是从保障人权的方面去理解这一条文规定，而多是从方便诉讼的角度去考虑，对“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作扩张性理解，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妨碍侦查和审判，从职业观念上倾向于能拘留就拘留、能逮捕就逮捕，而并不考虑尽可能取保候审。在大多数办案人员的观念中，都是当案件出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时，取保候审才被使用，以防止错拘、错捕。这种观念理解上的原因，导致保释制度在我国的应用比国外有较大差距。英国是保释制度的鼻祖，也是这项制度运用较成功的国家。在英国，除特殊案件，如杀人、强奸、走私、毒品犯罪、持枪抢劫等案件外，其他案件的保释率都很高。这是因为英国的保释条例原则上适用于任何情况，而法庭只有在符合保释条例规定的理由出现时才能拒绝保释。因此在英国保释是一种常态，而羁押才是一种特殊情况。
其次取保候审的运用在程序上也有一定的缺陷。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是一种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只能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中。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是直线形结构，遵循着“立案 侦查 提起公诉 审判 执行”这一体系。《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起点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没有此程序即不能展开刑事诉讼，更谈不上使用强制措施。然而在公安工作实践中，有一些案件立案前的审查时间相对较长，有时即使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但也并不能立即判断出是否具备立案条件。譬如故意伤害案件，这是一类多发性的常见犯罪，在这类案件中被害人伤情的医学鉴定结论是判断是否具备立案条件的重要标准。但是受医学客观条件的限制，鉴定结论并不都能在案发后很快得出，有的疑难情况甚至要等上数日。这时，公安机关依照《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所能采取的措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先行拘留，要么在留置48小时后释放。这两种做法都会产生相应的问题，无论是产生错拘或是错放的情况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而此时最为有效的手段——取保候审却因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不能被使用。现在，有的基层办案机关在未立案的情况下，要求犯罪嫌疑人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以保证不逃跑，这当然是一种乱扣乱罚的做法，但此现象的出现也与我国保释制度的不完善有着很大的关系。与我国做法不同，英国警方在犯罪现场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后，迅速将被逮捕人带至警察局，交由主管警官决定是羁押还是保释。决定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24小时内（最长不超过72小时）就要送交法院，由法官再次决定是否保释。英国的这一程序不仅保证了诉讼的进行，同时也有力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侵害。虽然我国与英国法律体系不同，但其制度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此，笔者建议我国应立法使取保候审的使用不仅局限于刑事诉讼程序中，在刑事案件的初查阶段也应相应设置，以保证随后的诉讼能够顺利进行。

载于《行政与法制》2003年法学论坛专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