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出资人是指虽然实际出资或认购股份，但与他人约定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我国《公司法》第33条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从中可以看出立法对隐名出资的非鼓励态度，但是现实中存在的隐名出资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亟待相应法律规范加以调整，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厘清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与相关主体的关系。
一、形式说下的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以信托理论为基点考察
笔者认为，在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问题上应采形式说，即谁被记载、登记于有关的公司书面文件谁就是股东，即将以其名义出资的显名出资人视为股东，而不问实际出资人是谁，从而在股东资格认定上统一标准。但隐名出资人与公司、公司股东以及第三人之间的关系需要界定，笔者从信托理论来梳理相关主体间的关系，探索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的可行路径。我国《信托法》上的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托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根据信托制度的基本内容，我们来梳理以下几种关系。
其一，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信托目的主要是为了行使表决权及实现收益，隐名出资人为委托人（受益人），显名股东为受托人，其将信托财产（可以作为出资的财产）向公司出资或受让股权，而获得股东资格，即显名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承担股东的义务，比如行使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等，而作为委托人（受益人）的隐名出资人享有知情权和信托受益权，对信托财产不再享有控制权和支配权，显名股东对隐名出资人应尽必要的忠诚和谨慎义务，如果违反作为信托受托人的义务，侵害委托人权益的，委托人可以解除信托合同，或者重新确定受托人，或者依据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将股权转让给委托人自己。
其二，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作为出资，取得股东资格，作为委托人的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关系，隐名出资人对于公司的任何意志包括收益权或表决权的体现，均以信托合同通过显名股东来实现。隐名出资人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权利，同时也不对公司承担义务，对于公司而言，即便在知晓信托关系存在的前提下，也不能赋予隐名出资人股东权利或者要求其承担股东义务。
其三，隐名出资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涉及的第三人主要包括股权受让人、委托人的债权人及受托人的债权人。依据信托理论，具备形式要件的受托人具有股东资格，第三人基于对公示内容的信赖，从显名股东处以合理的对价受让股权，应当保护股权受让人的权利。显名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若有隐名出资人的指示，则视为其处理信托事务，若没有隐名出资人的委托，则隐名出资人只能向显名股东请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隐名出资人在信托财产转移后，不再对该财产享有任何的实质权利，除其为受益外，该财产属于显名股东名下，原则上隐名出资人的债务人不得追及信托财产，由于隐名出资人自己在信托财产上保留了全部的受益权，基于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益应纳入隐名出资人的责任财产，如果隐名出资人设立信托具有欺诈债权人的目的，其债权人即可行使撤销权且不受时间限制；由于信托财产不受受托人的个人债权人的追索，显名股东的债权人不得从信托财产中受偿。
二、关于规避法律的隐名出资问题分析
实践中，出于规避法律目的的隐名投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规避对于投资主体的限制
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是被禁止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的，以保证公务员的廉洁性，而现实中，由于公务员手中掌握着公权力，投资经营活动通常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部分公务员通常会采取隐名的手段，以亲属或他人的名义投资。《公司法》第149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即所谓的“竞业禁止”义务。实践中，有些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为了规避这一规定，以隐名投资的方式设立同类行业的公司以牟取不正当利益。
（二）规避对于投资领域的限制
在我国，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是限制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部分外商为进入禁止其投资的领域，可能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
实践中，台商的隐名出资行为比较常见，台商根据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经过“投审会”批准后再到大陆投资，既面临双重征税的可能，也被禁止到大陆投资某些产业。为此许多台商采用隐名的方式在大陆进行投资。
（三）规避对于投资比例或期限的限制
根据我国有关税收政策，设立期限在10年或10年以上的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且合营、合作企业外商投资比例占注册资本不应低于25%，自盈利之日起在所得税方面可以享受“二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部分企业在外商出资达不到25%的最低限额或未满10年经营期、外商将欲退出的情形下，中方投资者作为隐名出资人与外方显名股东合谋以取得税收优惠待遇。
我国《信托法》第11条规定：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信托无效。信托合法性原则不允许当事人为违法目的和规避法律而设立信托，否则所设信托无效。
上述三种情形下，隐名出资人为规避相关法律规定而设立的信托应当为无效，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订立的信托合同是无效的，其法律后果应当是财产的返还，即受托人（显名股东）应当将信托财产返还委托人（隐名出资人），若一方或双方有损害，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般而言，隐名投资都会涉及双方当事人的恶意串通，而可能损害作为第三方——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国家的利益，应将损害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到损失的公司或其他股东。
三、结论——现有制度框架内的探讨
在公司法中不必明确隐名出资人的股东地位，也没有必要探寻隐名出资人如何显名的途径，而应将其隐名出资行为作为私权的处理方式。隐名出资人不是股东，其与显名出资人之间为财产信托关系，关于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公司以及第三人的关系，其基本思路是基于信托理论，这一解决方法肯定不是完美的。信托制度本身还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比如信托公示制度、信托登记范围、信托登记程序、信托登记机关以及信托财产转移制度等等，尽管以信托理论解释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问题具有可行性，但是，信托相关制度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