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


颁布单位：省人大 颁布日期：2002.03.29 实施日期：2002.03.29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对《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有关条文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护全县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三、第二条调整为第三条，其中对（一）、（二）、（三）、（五）项作了修改，具体修改为：“全县林木所有权划分为：
（一）国有林属于全民所有，由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管理；城镇公共园林林木及绿地属全民所有，由城镇园林管理单位管理；
（二）农村集体的林木属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三）企业、事业组织和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谁营造、谁所有、谁经营管理；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划给村民植树的林地属农民集体所有，林木归村民个人所有，由个人经营。村民承包国有林地植树的，林地所有权不变。”
增加两项，作为（七）、（八）项，即：“（七）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林草归承包人或经营者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变；（八）单位、集体或者个人通过承包、租赁、购买‘四荒地’种植的林草，归经营者所有。合同或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第三条调整为第四条，修改为：“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县的林业工作；乡（民族乡、镇，以下简称“乡”） 林业站负责本乡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村民委员会配备林业管理员，负责本村林木的管护。”
五、第四条调整为第五条，修改为：植树造林应当兼顾农、林、牧各业全面发展；实行乔、灌、草相结合，合理配置林种、树种结构；坚持科学育林，大力推广实用先进技术，提高育林质量。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全县重点保护的林业区域是：
　　（一）宝库林区、东峡林区、娘娘山林区为水源涵养重点建设和保护区域；　　（二）大通国家级森林公园（含察汗河、鹞子沟两处景区）为森林旅游风景保护区；
（三）老爷山为重点风景保护区。
前款（一）、（二）项所列保护区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三）项由县城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人为破坏。
七、第五条调整为第七条，修改为：“每年4月为全县植树造林月。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部队、城镇街道、寺院和农村集体、个人应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种草，搞好街道、庭院绿化，美化环境。
县人民政府鼓励本县企业事业组织、集体、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通过承包、租赁、购买‘四荒地’植树造林、种草。”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城镇园林绿化规划要符合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县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与城镇建设同步进行；单位庭院绿化由本单位负责，绿地面积应达到规定要求。”
九、第六条调整为第九条，并修改为：“国有林场、乡林业站应大力发展骨干苗圃，建立育苗基地；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单位和个人兴办苗圃。
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林木种子繁育；大力鼓励引进、推广适用林木良种。”
十、第七条调整为第十条，修改为：“造林绿化所需经费实行自筹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和多渠道筹措的办法。
建立乡级林业专项资金和城镇绿化专项资金，用于造林绿化。专项资金筹措、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县人民政府规定。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用于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营造、抚育和管理。”
十一、第八条调整为第十一条，并修改为：“各项生产建设应尽量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征用或占用的，须向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审查同意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行政法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缴纳林木、林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植被恢复费实行专户管理。
林地使用性质不得随意改变。在林业用地从事非林业经营活动，须经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地临时使用许可证。”
　　十二、第九条调整为第十二条，并修改为：“县、乡、村和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森林防火组织和护林制度，严格用火管理制度，加强防火宣传和检查监督。
东峡林区、宝库林区、娘娘山林区和老爷山风景区重点防火地区，实行县、乡及林区联防责任制。
每年10月1日至翌年5月31日为森林防火期。防火期内禁止带火种入林。”
十三、第十条调整为第十三条，修改为：“未经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林地内进行开垦、挖沙、采石、取土、采樵、采种、挖药材等活动。
自治县境内应当禁止放牧的区域由县人民政府规定。”
十四、第十一条调整为第十四条，修改为：“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谁经营、谁防治。
县林木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负责全县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组织防治工作，依法对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进行检疫。”
十五、第十二条调整为第十五条，并修改为：“本县范围内禁止猎捕活动。宝库林区、东峡林区、娘娘山林区和老爷山风景区为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区。因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狩猎的，按有关法律规定的审批权限审批。”
十六、第十三条调整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国有林、集体林、单位所有林、村民承包的集体林木和私有成片林，实行有计划的限额采伐，并缴纳育林费。
（一）国有林木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由省、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国家建设需要采伐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二）农村道路两侧、农田林网和单位所有的林木，确需更新或因建设需要采伐的；报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农村集体所有的林木、个人承包的‘四荒地’、退耕地林木的采伐，依照（二）项的规定办理。
农户采伐房前屋后或原有自留地的零星树木，不超过限额的，不办证、不交费；超过限额的，须经村民提出申请，经村民委员会审批后送乡林业站备案。
每年的1月～4月、10月～12月为林木采伐期。采伐林木必须按照砍1栽3的原则；更新植树，保栽保活。”
十七、删去第十四条。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林费收取的办法：国有林按实际采伐木材收入的20％征收；单位、集体和农户采伐前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林木，按每株1元收取。育林费纳入森林植被恢复费中统一专户管理。”
十九、第十五条调整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对发展林业、保护森林资源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对长期从事护林工作成绩显著的人员；举报盗伐、滥伐和破坏林木资源行为的有功人员，由县人民政府或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二十、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合并为第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的乡人民政府、森林公安机关责令改正，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在封山育林地、幼林地放牧的，除赔偿损失外按每次羊单位处以1元－3元的罚款；
（二）毁坏树木的，赔偿损失，责令限期补种树木；故意毁坏的，处以被损失树木价值3倍5倍的罚款；
　（三）在成林地、幼林地、封山育林育草区开垦、挖沙、采石、取土、采樵、采种、挖药材和其他活动，致使林地受到破坏的，按破坏面积处以每平方米50元的罚款；致使林木受到损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1倍～3倍的树木；并处以毁坏林木价值1倍～5倍的罚款；
（四）非法占用林地或随意改变林地使用性质的，责令恢复原状，处以每平方米 10元～30元的罚款；
（五）临时占用林地逾期不归还的；责令限期归还；恢复原状，并依照前项规定处罚；
（六）毁坏林业设施的，责令赔偿损失，处以损失价值2倍—5倍的罚款；
（七）滥伐林木情节轻微的，责令中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处以林木价值2倍～5倍的罚款；
（八）盗伐林木情节轻微的，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处以林木价值3倍～1O倍的罚款；
盗伐、滥伐和故意毁坏林木，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未经批准，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收购没有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证的木材，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没收；并对双方当事人各处以违法所得1倍～2倍的罚款。
木材加工单位和个人加工、经营无正当来源木材的，责令停业，没收双方当事人违法经营的木材和违法所得，并各处以违法所得5O％的罚款。”
二十二、第十八条调整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林业工作人员监守自盗或纵容包庇他人破坏森林资源，玩忽职守，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失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三、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分别调整为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本决定从2002年5月l日起施行。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

（1993年4月29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3年7月17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2年2月2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2 9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第一条为了保护全县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全县林木所有权划分为：
　　（一）国有林属于全民所有，由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管理；城镇公共园林及绿地属全民所有，由城镇园林管理单位管理；
（二）农村集体的林木属于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三）企业、事业组织和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谁营造、谁所有、谁经营管理；
　　（四）合作营造的林木归合作者共有，原林地权属不变；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划给村民植树的林地属农民集体所有，林木归村民个人所有，由个人经营。村民承包国有林地植树的，林地所有权不变；
（六）村民在房前屋后和承包种植的树木，城镇居民在自有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七）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林草归承包人或经营者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变；
（八）单位、集体或者个人通过承包、租赁、购买“四荒地”种植的林草，归经营者所有；合同或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
林权证书由县人民政府核发，确认所有权或使用权。
第四条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县的林业工作；乡（民族乡、镇，以下简称“乡”）林业站负责本乡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村民委员会配备林业管理员，负责本村林木的管护。
第五条　植树造林应当兼顾农、林、牧各业全面发展；实行乔、灌、草相结合，合理配置林种、树种结构；坚持科学育林，大力推广实用先进技术，提高育林质量；
第六条　全县重点保护的林业区域是：
（一）宝库林区、东峡林区。娘娘山林区为水源涵养重点建设和保护区域；
（二）大通国家级森林公园（含察汗河、鹞子沟两处景区）为森林旅游风景保护区；
《三）老爷山为重点风景保护区。
前款（一）、（二）项所列保护区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三）项由县城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人为破坏。
第七条　每年4月为全县植树造林月；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部队、城镇街道、寺院、农村集体和个人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种草，搞好街道、庭院绿化，美化环境。
县人民政府鼓励本县企业事业组织、集体、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通过承包、租赁、购买“四荒地”植树造林、种草。
第八条　城镇园林绿化规划要符合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县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与城镇建设同步进行；单位庭院绿化由本单位负责，绿化面积应达到规定要求。
第九条　国有林场、乡林业站应大力发展骨干苗圃，建立育苗基地；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单位和个人兴办苗圃。
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林木种子繁育，大力鼓励引进、推广适用林木良种。
第十条　造林绿化所需经费实行自筹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和多渠道筹措的办法。
建立乡级林业专项资金和城镇绿化专项资金，用于造林绿化专项资金筹措、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县人民政府规定。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用于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营造、抚育和管理，。
第十一条　各项生产建设应尽量不占或少占林地。确需征用或占用的，须向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审请，经审查同意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行政法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缴纳林木、林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植被恢复费实行专户管理。
林地使用性质不得随意改变。在林业用地从事非林业经营活动，须经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地临时使用许可证
第十二条县、乡、村和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森林防火组织和护林制度，严格用火管理制度；加强防火宣传和检查监督。
东峡林区、宝库林区。娘娘山林区和老爷山风景区是重点防火地区，实行县、乡及林区联防责任制。
每年10月1日至翌年5月 31日为森林防火期。防火期内禁止带火种入林。
第十三条　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林地内进行开垦、挖沙、采石、取土、采樵、采种、挖药材等活动。
自治县境内应当禁止放牧的区域由县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四条　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谁经营、谁防治。
县林木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负责全县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组织防治工作，依法对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进行检疫。
第十五条　本县范围内禁止猎捕活动。宝库林区、东峡林区娘娘山林区和老爷山风景区为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区。因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狩猎的，按有关法律规定的审批权限审批。
第十六条　国有林、集体林、单位所有林、村民承包的集体林木和私有成片林，实行有计划地限额采伐，并缴纳育林费。
　（一）国有林木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由省、市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国家建设需要采伐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二）农村道路两侧、农田林网和单位所有的林木，确需更新或因建设需要采伐的，报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农村集体所有的林木、个人承包的“四荒地”、退耕地林木的采伐；依照（二）项的规定办理。
农户采伐房前屋后或原有自留地的零星树木，不超过限额的不办证、不交费；超过限额的须经村民委员会审批后送乡林业站备案。
每年的1月～4月、10月～12月为林木采伐期。采伐林木必须按照砍1栽3的原则，更新植树，保栽保活。
第十七条　育林费收取的办法：国有林按实际采伐木材收入的20%征收；单位、集体和农户采伐前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林木按每株1元收取。育林费纳入森林植被恢复费中统一专户管理。
第十八条对发展林业、保护森林资源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对长期从事护林工作成绩显著的人员；举报盗伐、滥伐和破坏林木资源行为的有功人员，由县人民政府或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的乡人民政府、森林公安机关责令改正，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在封山育林地、幼林地放牧的，除赔偿损失外，按每次羊单位处以1元～3元的罚款；
（二）毁坏树木的，赔偿损失，责令限期补种；故意毁坏的，处以被损失树木价值3倍～5倍的罚款；
（三）在成林地、幼林地、封山育林育草区开垦、挖沙、采石、取土、采樵、采种、挖药材和其他活动，致使林地受到破坏的，按破坏面积处以每平方米50元的罚款；致使林木受到损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亭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1倍－3倍的树木，并处以毁坏林木价值1倍～5倍的罚款；
（四）非法占用林地或随意改变林地使用性质的，责令恢复原状，处以每平方米10元～30元的罚款；
（五）临时占用林地逾期不归还的，责令限期归还，恢复原状，并依照前项规定处罚；
（六）毁坏林业设施的，责令赔偿损失，处以损失价值2倍～5倍的罚款；
（七）滥伐林木情节轻微的，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处以林木价值2倍～5倍的罚款；
（八）盗伐林木情节轻微的，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处以林木价值3倍～10倍的罚款；
盗伐、滥伐和故意毁坏林木，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未经批准，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收购没有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证的木材，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没收，并对双方当事人各处以违法所得1倍～2倍的罚款。
木材加工单位和个人加工、经营无正当来源木材的，责令停业，没收双方当事人违法经营的木材和违法所得，并各处以违法所得50%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林业工作人员监守自盗或纵容包庇他人破坏森林资源，玩忽职守，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失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3年9月1日起施行
　
注：（2002年2月2日大通回族土族自不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29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强迫交易罪认定困难的成因探讨

华东政法学院 林竹静


内容提要：强迫交易罪是刑法修订后新增的罪名。由于立法的粗疏,造成本罪和它罪在认定上的困难。文就有关认定本罪及区别本罪和抢劫罪所存在的困惑之处结合案例作了较深入阐述，并作法理分析。
关键词：强迫交易罪、抢劫罪、认定、对价。


强迫交易罪是刑法修订后新增的罪名。指行为人在商品交易中，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仅以法条定义来看，似乎不难将本罪和其他犯罪(特别是侵犯财产权利罪中的抢劫罪)区分开来。要构成本罪，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为：
一、“商品交易”事实的存在，多表现为强买强卖等。
二、犯罪发生的时间必须在“商品交易中”，“之前”或“之后”均不构成本罪。
但本罪在立法上还是颇有瑕疵的：首先，仅从法条定义并不能将本罪和它罪精确区分。其次，在法定刑设置上和某些类似犯罪相差悬殊，造成某些疑难案件的判决结果畸轻畸重。以区分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为例，某些案件往往呈现界于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之间模棱两可的表象，给案件的准确定性带来困难。此外，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在法定刑上相差悬殊（强迫交易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而犯抢劫罪可判至死刑。）在某些无论是犯罪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危害性都相仿甚至相同的案件中，由于法条文义理解的原因，会造成判罚畸轻畸重的现象，极大损害了司法公正。可见，仅从法条文义出发进而分析犯罪构成，在区分本罪与它罪上存在很大的困惑。
困惑一：怎样的“对价”才构成交易。
“对价”是合同法中的概念，在这里仅指为获得商品而支付的货币。构成强迫交易罪必须有交易事实的存在，所谓“交易”即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业活动所形成法律关系。其特征有二：一、平等自愿（自愿原则），即商品交易必须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的自愿行为。二、支付对价（有偿原则），即买卖双方交易的有偿性，买方必须支付相当于货物或服务价值的价格才能得到预期的货物或服务。构成强迫交易罪即是破坏了商品交易的自愿原则达到法定程度，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另一方面，构成强迫交易罪亦要求行为主体必须支付一定的对价，且不能是明显象征性的支付，否则可能构成侵犯财产罪中的某些犯罪。但是究竟怎样的对价才构成交易，进而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我们似乎很难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答案，请比照以下三个案例：
案例一①：1998年2月的一天，王某，邵某和胡某三人从路边小摊贩的手中以每包20元的价格花200元买了10包茶叶，他们以每包500元的价格强行推销给某歌舞厅老板付某，付某迫于他们的淫威花1000元买2包。几天后，3人又手持利器，强迫另一饭店老板代某以2万元买下剩余的茶叶。代某称无钱，王某等人即要代某用电话叫其妻子送钱来，代某无奈只得照办，后在王某等人不注意的时候，代某打“110”电话报警。警方及时赶到将王某等人抓捕归案。
案例二②：1997年西南某省某柑桔大县喜获柑桔丰收，个体工商户张某某到该县以每公斤1元的价格收购了柑桔20吨，并经简单的保鲜处理后于1997年12月1日从该县出发运往省城。当晚11时汽车驶到邻县公路的一偏僻处时，农民王某某、李某某、陈某某3人拦下汽车，要求将全车柑桔买下。张某某即下车与三人交谈价格，3被告坚持以每公斤0.5元的价格全部收购，张某某表示不同意，3被告用匕首威胁说：要么卖东西，要么刀见血。王某某还从张某某汽车上翻下5筐柑桔，并将其中的3筐推下山谷，还回头对张某某威胁说：你敢不卖，我们也将你照样推下去。张某某见双方僵持近1个小时仍无行人、汽车经过，最后迫于无奈将柑桔按3被告指定的价格卖给他们，并将其运到他们指定的地点附近卸下。张某某白白损失1万元。次日清晨，张某某向案发地派出所报案。
案例三（本案尚在二审中）：张某，赵某为浙江省某县农民，2000年6月以来，其利用国道施工单向通行造成路堵之际，用暴力胁迫手段以每瓶10元的高价（进价为每瓶9角）上车强行兜售矿泉水，几月以来获利逾万。案发之日，张赵两人在强行收取货款后发现水不够卖了，便回去搬水，回来后车已开走。后因乘客报警被抓捕归案。一审法院以张赵两人行为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抢劫罪构成要件，且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上述行为，符合抢劫罪加重情节规定，以抢劫罪定性并从重处罚，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分析一、二两个案例，我们发现虽然最后案件的定性迥异：一个以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定性；一个以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定性，但两案在犯罪的表现形式上却极其相似。
一、两案当事人实施犯罪均采用买卖的形式。如在案例一中王某等人甚至还花本钱进货。
二、两案当事人实施犯罪均采用暴力威胁手段。案例一中的王某等人手执利器威逼，案例二中的王某等人更以“刀见血”恐吓。
尽管如此，法院还是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罚。究其原因，是司法对“交易”的理解。在案例一中，法院认为：该案中王某等人本非茶叶经营者，他们是在路边小摊以20元1包的价格买来茶叶，然后以高于进价数十倍的价格强卖给他人，其目的显然不是通过出售这些茶叶获得利润。（笔者亦认为行为人的目的并不是期望通过商品买卖获得利润，但仅以进货与售出的差价得出上述“显然”结论，而不对行为人犯罪主观方面作进一步深究，似乎理由尚不充分。）这种情况已经完全不具备市场交易的基本形式了，从而不能再称之为“交易”。另外，王某等人手持利器强迫他人以高于市场价格数十倍的价格买下茶叶，已经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因而，对王某等人的行为不能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其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在案例二中，被告张某等人在途中拦截他人运送柑橘车辆，采取胁迫手段，迫使他人将柑橘以低于正常市场价格一倍的价格买给自己，从中牟取暴利。法院认为，被告人主观上并不想无偿占有他人柑橘，而是想以较低的价格使买卖成交。所付的价格比正常市场价格低一倍，虽然悬殊较大，但还不是实质上的无偿占有。故此，被告人的行为不是抢劫他人柑橘的性质，而是一种强买强卖性质的行为，在主观上以促成商品交易为目的。因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强迫买卖罪的主客观要件特征，构成本罪，而不是抢劫罪。
可见，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案件定性的标准是“是否有交易存在”。对确定有“交易”存在的，定强迫交易罪，如没有“交易”成分则依案件性质定为抢劫罪或其它。而确定“是否有交易存在”的最直接标准则是相对合理的对价。如在高价强买强卖情况中，如果商品价格与其他经营者差别不大，也仍然可以称之为“交易”，其侵犯财产的性质不明显，而主要是侵害了市场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而如果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甚至数十倍于市场价格，其“交易”的成分就不复存在，即该行为侵犯财产权的性质趋于明显，从而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便成为该行为性质主要方面。然而，这样的定性标准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作为定性标准的行为人支付的对价，其与正常市场价格的偏离是渐变的，而不是段落化的，它可能数倍，亦可能数十倍乃至更高于市场价格。对于极端高于市场价格的对价，我们显然能判断出行为的非交易性质，而更多居中的灰色对价则很难由此判断究竟行为人的目的是完成交易获得利润，还是侵占他人财物。难道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十倍于市场价格仍可称其为交易，更高于市场价格便可认定为“交易”成分不复存在？
困惑二：“交易进行中”
认定强迫交易罪要求行为的双方处于“交易进行中”。行为人实施犯罪必须在商品交易的进行过程中，行为人必为商品交易双方的一方，其行为目的是为促成交易的完成。仅从文面理解，强迫交易罪要求行为人实施该犯罪行为必为交易进行中是勿庸置疑的，然而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却为立法者始料未及。
案例四（略作删改）： 林某与杜某就一批农产品达成购销协议。因杜某携带现金不足，遂让林某将货运至某加工厂后其再付款。后在运输途中，林某得悉该项农产品将会有较大涨幅，遂欲反悔。 杜某不肯，要求林某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林某恼羞成怒，手执利刃，以将其杀死威胁杜某答应加付一倍货款或按50%提货，杜某被迫无奈，同意按50%提货。
按通说，林某的行为显然能构成强迫交易罪。理由如下：其一、林某的行为发生在交易进行中。当时，林杜两人虽就农产品达成购销协议，但此时林某尚未付款，货物所有权仍归林某所有没有转移，交易仍在进行中。其二、林某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杜某加付货款或按50%提货显然违背了商品交易的自愿原则是性质严重的强买强卖行为，且数额较大，情节恶劣应成立强迫交易罪。
但在司法实务中，也不乏以下的情况：如在案例四中，杜某携带了足够的现金，达成协议后即时货款两清，而林某则义务将货物和杜某送至某加工厂，如途中发生上述相同情况，林某是否仍应以强迫交易罪认定呢？按通说理论分析，这种情况下，林某的行为则构成抢劫罪而非强迫交易罪。因为，林某和杜某货款即时清结，这时应视为买卖商品的交易行为结束，货物的所有权亦由林某转移至杜某，而此后林某所实施的暴力威胁行为自不能视为在“交易进行中”了，而纯粹是“交易完成之后”。此外，因为货物所有权已归杜某所有，杜某显然是这批农产品的所有权人，林某以暴力威胁要求其加付一倍货款或按50%提货显然是对杜某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且此时已根本不存在对价是否合理问题。而另一方面 ，林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其一、以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为手段。其二、当场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所以以《刑法》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定性，在理论上是准确无误的。
现在我们来看林某在两种情况中可能受到的判罚。在情况一，林某至多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而在情况二，林某则可能被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更重。再让我们看一下林某在两种情况中所施行的行为和产生的后果，我们会发生是几乎无二致的。唯一的不同是在案例四第一种情况，林杜两人协议运达后付款；而第二种情况，林杜两人就货物即时清结。而正是这种现实中极易被人忽视的差别影响了案件的定性。但是我们知道，刑法法定刑规定的高低是根据某一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综合考虑的，最大限度体现罪、责、刑相一致。如果对相同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犯罪规定极其悬殊的刑罚，显然对罪刑均衡是极其不利的。在案例四的两种情况，判罚显然是完全符合形式正义的，也能从形式上体现罪、责、刑相一致。然而，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至少理论上能自圆其说的判罚尚能忍受，笔者窃以为这是对作为“个体”人的权利的最大藐视。笔者以为，作为刑法目的之一，便是在个案中实现罪刑均衡，使每个具体的犯罪嫌疑人能罚当其罪，刑法的价值应该从个案的公正判决中体现，而决不是仅是理论上的自圆其说。

小结：问题的症结
这种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说到底是由于立法的原因。刑法对犯罪情节的规定对于定罪和量刑都有重大影响，对于实现罪刑均衡事关重大。但由于我国在刑事立法历来奉行宁粗勿细，宁疏勿密的原则，因而刑法在关于强迫交易罪的法定犯罪情节所作的极粗疏的概括远不能涵盖现实的一切可能③。而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更使司法实践的定罪量刑难以“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罪与罚之间应当有一把公正的比例尺，使得“罪质的一定层次和罪责的一定等级互相对应，在罪刑相适应原则上达到平衡和统一。”④但是可以看到，由于强迫交易罪和包括抢劫罪在内的它罪在犯罪情节上存在太多似是而非的“灰色地界”，使案件定性在艰难抉择中左右徘徊。理智告诉我们，显然不能类比以是否年满18周岁作为死刑适用期限这样断然的标准，以非法所得“利润”和市场正常价格之间比例大小来判断是构成强迫交易罪还是其它。更不应从“所有权归属，进而决定交易是否进行中”，这样理论上看似自圆其说，但无论是交易习惯还是日常习俗都无法让人心悦诚服的纯粹理论分析来区分不同犯罪。笔者认为仅以纯粹理论分析而不对司法实践加以关怀，仅在理论上从犯罪构成要件来区分不同犯罪的办法只是“虚妄的办法”，也是刑法理论对实务的不负责。
再看案例四的两种情况，如果按罪刑法定似乎它们各自符合个罪的犯罪构成，但如果从罪、责、刑一致的角度，很难说情节二比情节一，行为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大多少。这种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的严重脱节究其竟是立法上的硬伤：立法难穷极一切纷繁芜杂的犯罪现象，不能对界于两罪之间的灰色地界准确得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应该怎么办？
在实务操作中，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疑罪从轻”，但随即我们又会被量刑惊呆了：强迫交易罪的最高法定刑是3年，而抢劫罪法定刑的起算点是3年。就是说如果某行为被认定为抢劫罪是死刑，一旦被改判为强迫交易罪则至多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加罚金！在这种悬殊的刑罚前要疑罪从轻，岂无放纵犯罪之嫌？又谈何容易！也许，这时能作的是在量刑上的接近：“多数被告关心的毋宁说主要是集中在刑罚量定上，这样说也决不会言过其实。”⑤如何作到对强迫交易罪的准确定性，及实现本罪和相关犯罪在量刑上的衔接，以适应现实中犯罪情节的近似，这非常值得探讨。本文权作抛砖引玉。

注 释：
1、苏惠渔 杨兴培主编《刑事疑难案例法理评析》P120-125，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
2、蒋勇主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P672-676，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
3、相关理论依据详参：陈兴良著《当代中国刑法新视界》P36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4、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日]曾根感彦：“量刑基准”，载《中日刑事法若干问题人——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论
文集》P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